经济增长率下降中伴随着的一系列现象，只能说明目前中国的经济下行，是因为存在着严重生产过剩，当次债危机打破了中国的外需引领增长过程，并显示出危机的长期化的时候，中国必须进行从外需主导增长向内需主导增长的经济转轨，而能引领这个转轨过程的只有城市化。
经济增长已经明显失速，已经进入到“硬摔”前期，却没有采取大的宏观调控措施，关键是对经济下行趋势的认识陷入了误区，认为这种下行是经济结构升级与增长动力转换的正常反应。从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看，经济结构发生升级与增长动力转换的时候，的确会带来增长速度的变化，但是在从农业主导增长向工业主导增长的转换过程中，以及在工业中从轻工业主导增长向重工业主导增长的过程中，都是提升经济增长速度的，只有从工业向服务业主导增长过渡时，才会出现增长率的下降。但对中国这样一个仍有9亿农民的国家来说，有人认为中国的工业化任务已经完成了么？此外，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证明，服务业主导增长阶段的一个最显著标志，是服务业的劳动力比重超过了一半，但在2011年中国经济开始下行的时候，中国的服务业劳动力比重只有35%，到去年也没超过40%，有什么根据说中国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社会，经济增长率下降是正常的呢？
经济增长率下降中伴随着的一系列现象，只能说明目前中国的经济下行，是因为存在着严重生产过剩，当次债危机打破了中国的外需引领增长过程，并显示出危机的长期化的时候，中国必须进行从外需主导增长向内需主导增长的经济转轨，而能引领这个转轨过程的只有城市化。
笔者原先以为，城市化会成为“十二五”中后期的主导战略，但以大规模城市化为核心内容的结构大调整始终没有出现，所以笔者在2013年下半年写文章指出，经济下行会变得更加严重，在2014年4月更明确指出，到2014年下半年，经济增长可能会从“滑落转坠落”，出现“断崖式衰退”，增长率很可能会在年内相继“破7、破6、破5”。
走出宏观认识的误区
当前对宏观运行状态的最大争论，就是已经持续了四年的经济下行趋势，特别是去年以来的显著下滑，究竟是正常还是不正常。
认为是正常的人说，经济下行是动力转化，是结构升级，是增速换挡所带来的正常变化。因为中国人均收入已经超过7000美元，9%以上的高增长也已经持续了30多年，而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出现过这么长的高速增长期，所以高速增长期已经到了结束的时候，所以不用担心经济减速会导致宏观风险，更不是走向危机，而是当下行到一定水平后就会自然停下来，经济下行的底部应该是7%左右，是中速增长水平，所以当前的持续经济下行，是从高速增长期向中速增长期的正常转换。这种认识，我把它叫作“中速增长理论”。
而我则认为，持续的经济下行是在走向一场生产过剩危机，并且多次写文章批驳这种“中速增长理论”。我们先从理论上看中速增长理论是谬误。产业发展理论说明，在特定历史阶段内，使用要素最多从而提供产出最多的部门，与人均收入水平是有着明确对应关系的。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由农业、工业与服务业这三大产业构成，而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长中的主导产业，也会发生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再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规律性变化。从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看，经济增长从农业主导向工业主导的转移变化中，经济增长率是提升的，在工业化过程中，从轻工业主导向重化工业主导的转换，经济增长率也是提升的，而且提升得最为显著，只有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增长转换的过程中，经济增长率是降低的。
笔者之所以坚决不能同意所谓的“中速增长理论”，是因为四个原因。
第一，前面的分析已经说明，发展阶段转换的确会带来增长速度变化，但转换中出现减速，只出现在从工业主导增长向服务业主导增长这个特殊阶段。既然如此，那么有谁敢说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工业化任务已经完成了？因为中国有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村户籍人口直到今天仍高达8.9亿，统计的城市人口虽然高达7.5亿，其中却有3亿常住人口是农民，所以真正的城市居民只有4.5亿。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直到今天，仍有3倍，这种情况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是绝无仅有的。去年农民人均收入虽然已超万元，但同期剔除自新千年以来上升了60%的农村物价指数后，去年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只有6548元，按目前的汇率计算，也就刚过1000美元，这是城市人新千年之始的水平。而进入新千年以后的13年，中国经济进入了年均10%的高速增长期，也只是初步解决了4.5亿城市人口的生活现代化问题，如果中国的主体人口还在1000美元人均收入的水平，今后还会有8亿左右的农村人口要进城，中国经济怎么就会结束了高速增长期了呢？现在所说的产能过剩，都是对着总数不足5亿的城市人口需求所说的，拿过剩最显著的钢铁产业来说，虽然去年钢产量已超8亿吨，但人均刚刚超过600公斤，而发达国家都是人均1吨产能的时候才实现了工业化。所以，由于“中速增长理论”的隐含前提，是中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而这与中国发展阶段的现实，是严重不符的。
第二，有人会说，你在前面已经说美国是在2500美元，欧、日在3000美元左右进入到服务业主导增长阶段，那么中国目前已经超7000美元，已是日欧上世纪70年代水平的翻番，为何不是已经完成工业化了呢？我们首先应该看到，中国目前的人均7000美元的收入水平，是按现价美元计算的，而战后70年平均，美国的通胀率年均超3%，即美元平均每十年会贬值30%，所以若按不变价计算，中国的人均GDP也就是刚超3000美元。更重要的是，抛开复杂的通胀因素，我们只看第三产业劳动力比重，因为发达国家在发生向服务业主导增长时代转换的时候，服务业产业就业比重都无一例外地超过了物质生产部门比重。中国的经济下行是发生在2011年，当年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是35.7%，到2013年也只上升到38.5%，按过去两年的趋势推算，2014年可能也就刚刚超越40%，这样的就业结构，能证明中国已经进入到工业化完成期吗？
第三，中国如果是正在从高速增长期向中速增长期的正常过渡，则经济指标的变化也应该处在正常状态，正像人从中年向老年过渡一样，如果是正常的生理变化，人不应该感到明显不适。但是过去四年的经济下行，尤其是在去年四季度，却表现出越来越显著的经济病症，如企业利润严重下跌，铁路货运量猛烈下跌，PPI显著下降，M1增长率显著放缓，发电量跌入历史低谷，以及产能利用率的持续大幅度下降，并低至西方市场经济爆发危机时的水平，所有这些指标变动方向，无一可证明中国经济目前是处在正常变化范畴，而是明确表现出生产过剩危机的特征，试问“中速增长理论”，能对这些变化给出合理的解释吗？
第四，还有一种解释，叫“旧力已尽，新力未生”，是说由于中国经济处在结构升级期，相对于原有供给结构的消费需求已经消失，但新消费却因产业升级需要一个时期而不能满足，所以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增长在这个特定时期都会慢下来。初看起来这个解释似乎很有道理，但也实在不禁一驳。发展经济学说明，产业结构升级是人均收入增长的结果，因为是收入水平的提高，带来了对技术复杂程度更高的产品的消费需求，在中国，最鲜明的例证就是在改革开放30年中，家庭耐用消费品从上世纪80年代百元单件级的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向家用电器等千元单件级，乃至新世纪初向住房与汽车等万元以上单件级的过渡。但是还是前面所说的道理，中国直到目前还有8亿人均收入1000美元的农村人口，他们的消费还停留在千元单件级阶段，而远没有进入到万元、十万元乃至百万元阶段。拿家庭汽车来说，2013年全国城镇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量为26辆，但即使在广东和浙江这样农村经济发达的省份，每百户农村居民拥有量也没超过10台。实际上，日韩等东亚发达经济体在完成工业化的时候，家庭汽车普及率都已超过50%，拿这个水平衡量，即便是当今的中国城市居民，也不能说已经到了消费水平足以带动产业结构出现新升级的时代。
显然，所谓“旧力已尽”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当中国仍有8亿农村人口住在主要建材是砖瓦木料，而不是钢筋水泥房中的时候，有什么理由说中国的钢铁、水泥、玻璃等建材工业已经严重过剩了呢？当几亿农民远离亲人在城市打工而头无片瓦的时候，有什么理由认为中国的房地产业已经严重过剩了呢？当每年的春节前夕，公共交通工具被几亿农民工挤爆，许多农民甚至不得不用各种简陋的交通工具乃至步行回乡的时候，有什么理由认为中国的汽车产业已经严重过剩了呢？当中国还有2/3的人口消费仍远离现代化水平之外的时候，说中国的传统产业已经严重过剩，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只为满足少数高收入人口消费所需要的产业升级上面。
以上四个方面，在我看来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看，都是站不住脚的，走不出这些认识误区，就不会有结构调整的主动性，经济下行就不会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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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只有城市化是出路
为何城市化才是惟一出路？
首先，不要指望外需会再度出现本世纪初到危机爆发前那样的高增长，下一步能够看到的，只能是危机的频繁爆发与长期化。从美国看，虽然2008年-2014年经济总共增长了8%，股市比2007年峰值高出28%，但直到2014年末，其制造业产出仍比2007年的峰值低14%，所以走的仍是危机前实体经济停滞而虚拟经济膨胀的老路，爆发新的危机就在眼前。
自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的出口就一直在萎缩，新千年以来中国出口的平均年增长率是17.3%，2008年-2013年平均是10.6%，但去年只有6.1%。反映海运需求的BDI指数到今年2月初已跌破600，就是在次债危机爆发后的2008年，BDI指数也没有跌到过700以下。出现这种情况虽然有油价下跌影响，但也不能排除今年的世界贸易，可能会出现自次债危机以来的新一轮收缩。次债危机爆发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在跟着净出口率往下掉，2007年-2013年，中国的净出口率掉了6.2个百分点，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就从2007年的14.2%掉到7.7%，也是掉了6.5个百分点。由于外需下降又没有内需接替，过剩的矛盾当然就暴露了出来。
其次，在生产过剩的背景下，打开内需的惟一选择就不会是投资而是消费。虽然有人主张以投资开启内需，但2009年以来用投资开启内需的结果，是带来更严重的过剩，因此这种观点的声音也不强，虽然政府也在走用基础设施投资保增长的老路，但也是无奈之举，因为政府也很清楚，没有生产的增长，基础设施投资也走不远。那么就只剩下消费，又为什么必须用城市化来开启呢？
我们先看城乡收入差距是怎样抑制了消费，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是农民的务农收入增长缓慢，抑制了农民消费。长期以来，农民家庭收入的主源是农业，农业收入占农民家庭纯收入的比重，新千年之初还占一半以上，但到2012年已下降到39%。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占比下降，不是由于农业生产停滞，也不是由于农产品(15.91, -0.09, -0.56%)价格水平提高过慢，因为自2004年以来，中国农业已出现“11连增”，而新千年以来，农业PPI的年均增长率是同期CPI的3倍和工业PPI的5倍。农民务农收入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是农业生产投入增长率显著超出了产出增长率，2001年-2012年，农业现价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1.3%，这个水平几乎追上了同期的现价GDP增长率，但同期农业物耗年均增长率高达12.2%，所以同期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年均增长率只有7.9%，是农业物耗的高增长吃掉了务农纯收入。
中国以7%的世界耕地面积养活了22%的世界人口，在有限的土地上保13亿人吃饭，靠增加物质投入保增产是无奈的选择。顾了保农业投入，却顾不了保农民收入，如果不是农民外出打工收入支持了农村人均收入增长，如果不是2008年农民工资性收入首次超过了务农收入，就不会有2008年以来，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超过城市居民收入增速的局面出现。
农业物耗过高抑制了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背景，还是中国“小农户+大市场”的格局始终没有改变。2013年，中国农业的总物耗率为41%，但发达国家的农业物耗率普遍超过50%，而农民收入水平却普遍高于城市居民，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农村人口比重低，因此农村人均拥有的农业资源如耕地等，远较中国为多。进入新千年以来，由于为保农业产出而不得不连年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致使目前中国主要农产品价格都已显著高出国际市场水平，如3种主要粮食已平均高出进口价25%-30%，棉花和猪肉更是几近1倍，这就使以提价保农业增长的路子走到了尽头，而价格难有提升，农民的农业收入就会进入新一轮停滞，这个收入缺口，恐怕外出务工收入也难以补得上，所以从未来看，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恐怕又会进入一轮新的萎缩期。
第二是农民在城市打工挣钱却不在城市消费，直接压低了消费率。根据2012年国家统计局的家计调查，当年城市居民消费率是68%，而同期农村居民消费率是55%，二者相差13个百分点。典型调查说明，打工农民的消费率只有40%，打工收入主要是带回农村。那我们就可以算一笔账：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目前全国有2.7亿农民工，他们的平均工资在月薪3000元左右，而他们在城市的消费率是40%，则每年农民工从城市转移到农村的现金收入总额应在5.8万亿元左右。再按农村居民消费率55%计算，这近6万亿元中应该有2.6万亿元形成了储蓄。但是因为2.7亿打工农民基本不在农村消费，因此由农民打工收入所形成的储蓄总金额在3.5万亿元，应该不算高估。
新千年以来，消费率从2000年的62.3%掉到2013年的49.8%，其间政府消费率只掉了2.3个百分点，主要是由于居民消费率从46.6%掉到36.2%，掉了10个多百分点。如果是因为打工农民的储蓄行为压低了6个百分点的居民消费率，则城市化滞后所导致的消费率下降，就占到了新千年以来消费率下降的六成原因，其他四成应是产权体制改变所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原因。从这个角度看，由推动城市化引起的消费率回升，也只会使总储蓄率从目前的47.8%下降到41.8%，还是很高的水平。我知道有些人反对城市化并不是因为反对转向内需，而是担心提高消费会损失了中国的发展后劲，但是宏观大账算下来，并不是会因推动城市化而导致储蓄率下降到可怕的程度，就应该放心了吧？实际上，即便今后把体制因素所造成的消费率降低也解决了，储蓄率仍会在新千年之始35%的水平，这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已经足够高了。储蓄率与消费率都不是越高或者越低越好，而是保持合理比例最好，而衡量合理比例的尺度，就是产能可以充分利用，产品没有积压剩余。
笔者在2009年就曾指出，“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就是说只让9亿农民参加城市的工业化建设，却不让他们进入城市生活，这实际上是一种储蓄机制，由此形成的储蓄在全球化兴盛的时候，是中国能够形成大规模出口的来源，但是当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并且危机被长期化的时候，不转向由城市化推动的内需扩张过程，中国就没有了消除过剩的机制，就会走向生产过剩危机。所以推动城市化才是走出低谷的惟一通道。
第三是农民社保水平低，收入中就会有一部分转化成社保储蓄起来，直接影响了农民消费，这个道理很简单，就不多说了。
城市化蓝图
最后，我们给中国的城市化来描绘一幅蓝图：
首先看看有多少农民应该进城。按照目前的统计，农村户籍人口有8.9亿，但其中有3000万人已在城市长期生活，所以可按8.6亿计算，这与卫计委统计的农村“新农合”人口数也是相符的。
如果按日本每个农业劳动力拥有3.2公顷耕地面积计算，中国有3300万农业劳动力就够了，如果每个农民家庭有2个劳力，则未来农村人口在7000万以下就够了，相应需要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总量就是8亿人。如果到2035年中国人口是15亿，则届时的城市化率是95%。在这个水平，无论怎样衡量中国都已是一个现代化国家了。
目前第一产业仍占用了2.4亿劳动力，如果在推动大规模城市化的同时，推动农业机械化与农业家庭规模经营，有3300万劳动力就够了，就可以解放出2亿农村劳动力，中国就不会再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城市工资上升压力相应就可以减缓了。
如果未来20年有8亿农民进城，平均每年就需要安排4000万农民转为市民，要求城市化率的年均提升速度是5.4%，是目前的5倍。根据有关方面的分析，每个农民转化为市民，包括居住、社保和城市基础设施配套，共需25万元，8亿农民进城，20年内总共需要支出200万亿，分解到每年4000万人进城，就是10万亿元，相当于去年GDP的15%。中国政府目前的负债率还未超30%，提高15个百分点的负债率应该不是难事。此外，如果通过推动城市化，把近9亿农村人口的消费水平提高到目前城市人口的水平，中国的消费规模将会增加2.5倍，可保9%以上的增长率继续20年。当前的生产过剩压力自然会消除，住宅将变得严重供应不足，房地产与银行间的不良债务循环也可被消除。
(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