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东部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带动下形成的发展势能不断向内陆地区扩散，形成了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4大板块的格局。
展望“十三五”，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指导下，以一带一路和新型城镇化战略为主线，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扎实推进结构性改革，培育若干带动区域协同发展的增长极，塑造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将是我国区域发展的大趋势。
4大板块增长分化将成为区域发展新常态
受自然地理条件和历史原因的深刻影响，区域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长期面临的突出问题。以黑龙江黑河—云南腾冲的“胡焕庸线”为界，以东43.7%的国土上集中了全国94.4%的人口，以西56.3%的国土面积仅养育了5.6%的人口。
改革开放以来，在上述宏观格局保持稳定的基础上，我国区域发展态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改革开放初期沿着东部沿海、中部内陆和西部边远地区的顺序，发展水平和增长速度依次递减的格局，进入新世纪后，伴随着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东部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带动下形成的发展势能不断向内陆地区扩散，形成了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4大板块的格局。
长期以来“东快西慢”的区域增长格局发生重大转变，2007年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首次超过东部，从2008年开始中西部地区增长速度全面超过东部，广东、江苏、山东等沿海经济大省随着总量不断加大，增速由第一方阵进入第二方阵。东部10省市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在2006年达到55.6%的峰值后逐年下降，到2014年已降至51.2%。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河北、辽宁、上海8个经济大省2000年生产总值合计占全国的54.0%，到2014年下降到51.0%，地区间增长不均衡态势得到显著缓解。
2012年以后，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长期效应逐步显现，国内西南地区增长提速和东北地区增长乏力的双重作用，催生出新的南北方增速失衡问题，在此背景下，4大板块内部分化现象日益凸显。沿海经济大省显示出较强的增长韧性，与中部地区的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等省份一起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而西部地区的重庆、贵州等省份异军突起，凭借近年来承接产业取得的成效成为增长速度最快的领跑者。与此同时，东北3省和山西、河北等省则处于低速增长方阵。这种区域分化，是在全球经济普遍趋冷导致需求低迷、国内要素成本大幅提升背景下产生的，成因具有一定的非周期性特点，影响有可能持续“十三五”头两年甚至更长时间，也将促使区域分化进一步深化发展，并形成面临问题各异、增速区间不同的多个地域集群。
一带一路战略的开放效应逐渐扩大
开放效应是过去30多年我国区域发展差异的重要成因。在以欧美发达经济体为主要开放对象的时期，东部沿海地区是最具区位优势的开放前沿。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得到周边和沿线国家的热烈回应，为我国实现东西双向开放、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和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创造了条件。与中亚西亚国家合作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将地处内陆的西北各省份推到了开放合作的前沿。2015年，中欧班列已经开行815列，比上年增长165%。陕西、甘肃、新疆等省份，有望成为新的贸易大通道重要节点，以周边和沿线国家为目标市场的纺织服装、轻工家电、农业机械、装备制造等产业加工制造业已经开始向西部省区集聚。2015年，在全国外贸进出口出现负增长的背景下，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陕西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分别比上年增长7.8%和18.4%。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起点的广西，出口增长16%，进口增长13.8%。率先开通“渝新欧”班列、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下了先手棋的重庆，过去几年致力于加快完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际利用外资连续5年突破100亿美元，吸引260家世界500强企业落户，外贸进出口规模由5年前的全国23位上升到第10位，居中西部省份第1，中新政府间第三个合作项目——中新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运营中心落户重庆，地处西部内陆的重庆正在成为全国的开放高地。
今后几年，正在谋划建设的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巴、孟中印缅和中国-中南半岛6大经济合作走廊，将形成我国内陆地区扩大对外经济合作的基本空间架构。西部省区将以独特的区位和资源优势为基础，依托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边境经济合作区和国际产业园区等开放合作平台，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也从中获得新的发展动力，成为新形势下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新格局的重要支撑区域。
新型城镇化成为推进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
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召开以后，国家有关部门制定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围绕人的城镇化这一核心，确立了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新型城镇化通过促进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建立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以城乡协调发展促进带动区域协调发展，实现人口、经济和地域空间同步推进的协调发展。2015年底，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明确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实现现代化，必须抓好城市这个“火车头”，要求在中西部地区培育发展一批城市群、区域性中心城市，促进边疆中心城市、口岸城市联动发展，形成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新增长极。
目前，全国已有两批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围绕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建立多元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建立创新行政管理的设市设区模式、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以及农民工融入城镇、新生中小城市培育、城市（镇）绿色智能发展、产城融合发展、开发区转型、城市低效用地再开发利用、城市群协同发展机制、带动新农村建设等领域进行试点，按照要求，两批试点地区将在2017年取得阶段性成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不仅可以通过促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扩大投资和消费需求，而且有助于提高我国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的空间配置效率，将成为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
基础设施加速建设有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基础设施条件差距曾经是中西部内陆地区发展长期置后于沿海地区的重要成因，但近年来，这种情况正在迅速发生变化。“十二五”以来，以机场、铁路、高铁和高速公路为代表的现代基础设施迅速向中西部地区延伸。过去5年新建支线机场40座，运输机场由5年前的175座增加到206座，新建铁路3.05万公里，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2.1万公里，其中高铁运营里程1.9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一，占世界高铁总里程的60%以上。到2015年底，全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12.3万公里，比5年前增加5.8万公里。地处大西南的贵州，人均经济总量长期处于全国末位，近年来在各地经济增长普遍下滑的情况下，能够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与彻底解决长期制约发展的交通瓶颈密不可分。2014年，贵州迈入高铁时代，2015年成功实现“县县通高速”，成为西部地区第一个县县通高速公路的省份，全省9个市（州）实现通航机场全覆盖。
高铁、城际轨道交通等现代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极大促进了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3大城市群地区内部的经济联系，也为中原地区、长江中游、成渝地区和关中平原等地城市群发展壮大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以高铁等现代基础设施对中西部内陆地区的沟通连接，为中西部省份发挥比较优势，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开发当地特色优势资源提供了条件。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指出“用发展新空间培育发展新动力（310328,基金吧），用发展新动力开拓发展新空间”，并对“拓展基础设施建设空间”进行了系统安排部署。继续拓展基础设施建设空间，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有利于促进基础设施领域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区域城乡协调发展，带动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服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2016年，中西部地区铁路建设力度将进一步加大，郑州-徐州高铁、沪昆高铁云南段、云（昆明）桂（南宁）高铁和兰渝铁路等一批干线通道将建成通车，西安-成都、重庆-贵阳、重庆-万州、哈尔滨-牡丹江、商丘-合肥-杭州、南昌-吉安-赣州等高铁也将加快建设进度。预计到2020年，基本成型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将显著拉近中西部省份与发达地区以及外部世界的时空距离，伴随着互联网等等信息基础设施进一步普及提高，将显著提升全社会经济活动的效率，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重要物质基础。
京津冀协同发展破解区域协调发展难题
区域协调发展不仅是一个理论难题，在实践上也是世界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普遍遇到的发展难题。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在促进各地区普遍实现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区域协调发展面临新的挑战。过去几年，随着中西部内陆省份的增长速度加快，义务教育、公共卫生服务和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健全完善，全国不同省份的居民都能够享有基本均等的公共服务水准。《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则为不同地区确定了各自的功能定位，以主体功能为基础的区域政策体系正在不断健全完善。
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2015年5月，《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颁布实施，提出了以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核心，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率先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等重点领域取得突破，启动了这一“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路子，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的区域协同发展实践。过去一年京津冀3地已经在交通、生态环保和产业发展3个领域启动了一批重点项目，并在构建协同发展体制机制方面做了积极探索。
2015年底，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区域合作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了深入推进8大重点领域的合作，未来几年，在充分吸收借鉴京津冀协同发展实践经验基础上，以推动长江经济带11省市建立完善地方政府协商合作机制为突破口，推进统一市场建设、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对接协作、生态环境保护合作以及科技协作与协同创新，全面加强区域合作，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水平有望再上一个新的台阶，助力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特殊困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显著增强
过去几年，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加快发展的政策措施，深入推进支援西藏、新疆和青海等省藏区工作，不断加大对资源枯竭、产业衰退、生态严重退化等困难地区的支持力度，赣南等原中央苏区、陕甘宁等革命老区人民生活水平普遍得到较大改善，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集中居住地区和其他边疆欠发达地增长速度加快，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攻坚也取得显著成效。
“十三五”规划《建议》确定了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发展目标。消除区域性整体贫困将提升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基准线，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奠定基础。预计从2016年起，每年需要解决超过1000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问题。到“十三五”末，我国将在消除区域性整体贫困基础上，着力增强各类特殊困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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