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前中国经济存在三大结构性问题
(一)结构性价跌
所谓的结构性价跌就是PPI已经连续52个月负增长,但是CPI仍然保持正值。这与1998年上一轮价格下跌有着很大的不同。1998年上一轮价格下跌时,CPI也是负的。并且在1998年价格下跌时,CPI中的食品价格水平低于非食品价格,而此次结构性价跌则是食品价格高于非食品价格,因此对于那些恩格尔系数较高的低收入者来说就会更加敏感。其政策含义是,依靠大水漫灌式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就会面临很大的社会风险。
(二)结构性失业
一方面,东北、西北地区出现大量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或者“僵尸企业”待下岗职工。据称,目前东北每年人口流失高达200万到400万;另一方面,东南沿海地区,如广东、浙江这些地方却出现了“招工难”、用工成本上升的现象,这些地区目前正在拼命开发机器人,甚至提出了“用机器换人”的口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家调查系统”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当前企业经营发展中遇到的最主要困难,排在第一位的是人工成本上升,占到71.9%。与2014年同期相比,2015年以来在人工成本上有所增加的企业占到了57.8%,明显增加的占到24.5%。而2015年,在调查问卷的企业家中,具有“用机器代替人”意愿的企业家已经占到了65.9%。
(三)结构性错配
一方面,钢铁、水泥、煤炭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调查表示,企业家对本企业所在行业产能过剩情况的判断,由2012年的67.1%上升到2015年的74.7%。而企业的设备利用率由2012年的72.7%下降到2015年的67.8%。但是另一方面,教育、医疗、养老、环保等领域供给严重不足。首先,在教育方面,哪个家长不为孩子上学发愁?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大学,家长们要花费多少心血和人力、物力、财力想方设法让孩子接受良好教育,但是好学校明显供给不足。其次,在医疗方面,伴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老龄化程度的提升以及医保制度的改善,对于医疗的需求在快速增长。但是,医院供给严重不足,不仅仅是北京,其他城市的大医院也大都人满为患。再次,在养老方面,问卷调查显示,“十三五时期”,50.3%的企业家最看好的行业是养老行业。
二、历史上中国政府应对价格下跌之经验
回顾历史,亚洲金融危机时,当时的中国政府在应对价格下跌时采取的做法是双管齐下。
一方面,在需求侧,首先,当时政府实行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从1998年到2001年共发行了5100亿元国债,用于修建高速公路、大型水利、发电项目等等。其次,与此同时,大型银行提供了相应规模的配套贷款。再次,货币政策实为“宽松”,连续七次下调利率,增加货币供给。
此外,还有两条改革措施,但我认为应当归入需求侧。一是住房制度改革。改革开放初期,社科院的专家学者们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中去寻找根据,围绕着住房能否作为商品卖给个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是到了1998年,政府果断推动了住房制度改革,住房可以买卖了,从而打开了住房需求的大门。二是中国加入WTO,从需求侧打开了国际市场的大门。
另一方面,在供给侧,当时政府主要做了两方面工作:一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二是发展民营中小企业。在国企改革方面,主要做了两件事情,一是调整国有经济战略布局,将数十万家国有中小企业民营化。二是对包括石油、通信、电力等领域在内的大型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化改制上市。
但由于推进国企改革就会产生职工下岗问题,于是当时政府果断采取措施,大力促进民营中小企业发展,以此来增加就业岗位。其中一些具体措施包括:在中央层面,国家经贸委成立了中小企业司;在地方层面,地方政府设立担保公司,为中小企业贷款提供担保;在金融领域,增加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贷款;在出口方面,赋予民营中小企业出口自主权,从而打开了出口的供给大门。
上述政策实施的结果是,自1998年到2002年,国有投资逐渐下降,民间投资逐渐上升。
三、对当前中国经济政策的若干思考
(一)处理好输血、止痛、动手术的关系
目前,围绕着宏观经济政策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主张继续投放财政货币信贷资金来刺激经济,我把它比喻为“输血”,或者是“打激素”。
第二种观点是把“新常态”解释为,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不需要改革,适应一下就好,忍耐一下就好,我把它比喻为“打止痛针”、“打麻药”。
第三种观点主张要加快国企改革、财税改革以及地方政府改革,我把它比喻为“动手术”,实际上是为了“止血”。
我个人对这三种观点的看法是:关于第一种观点,如果主动脉在大量出血,即使输多少血也流不到毛细血管,并且还有可能心脏会承受不了。也就是说,如果国有企业在大量“失血”、地方政府在大量“失血”,不管输多少血也流不到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不仅如此,最后中央银行就会出问题,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就会出问题。
关于第二种观点,众所周知,阑尾炎最怕的是吃止痛药,吃了止痛药以后可能会好受一点儿,但是等到药劲过了以后,就可能已经“穿孔”了,想抢救都来不及了!所以第二种观点也很危险。
关于第三种观点,我认为,如果是为了动手术、止血,输一点儿血,打一点儿麻药是可以理解的,可能也是必须的;但是,如果光输血、打麻药,而迟迟不动手术的话,那么中国经济就会出大问题。
(二)加快供给侧改革,通过“动手术”达到“止血”的目的
在供给侧,要加快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要理顺价格形成机制。没有正确的价格信号,市场作用就无法正常发挥,市场主体就无法正常运行,市场秩序就会出现混乱。
二是要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由于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所以,国有企业改革中,其实最重要的是推进财务公开,将国有企业的财务报表公之于众。
三是要发展民营经济。无论什么时候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都会面临职工下岗难题,更何况在经济下行期。因此,必须大力发展民营企业。但是,发展民营企业不能再靠过去那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了,而要对民营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定位,从理论上说清楚,从法律上给予保障。
四是要解决“僵尸企业”的退出问题。“僵尸企业”退不出去,主要是因为地方政府和商业银行之间形成了“囚徒困境”。地方政府不愿意让“僵尸企业”退出主要是因为已经没有钱来安置下岗职工;而商业银行不愿意“僵尸企业”退出是因为担心不良资产就会暴露出来。因此要打破僵局,就必须改变各个相关主体的“报酬”关系。一方面,中央政府已经出手设立相关基金,用于化解钢铁、煤炭行业的产能过剩;另一方面,金融监管部门也应当积极行动起来,采取“胡萝卜+大棒”的办法,推动商业银行采取行动,倒逼“僵尸企业”尽早退出。
五是加快研发创新,培育“造血机能”。供给侧改革,说到底,还是要增加研发投入,提高创新能力。要推进技术创新,首先需要制度创新;要推进制度创新,首先需要理论创新。最近的种种迹象表明,新一轮思想解放很可能是从经济学理论创新展开的。
(三)实施需求侧配套措施,为动手术的患者适当输血、打麻药
目前,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恐怕已经低于潜在增长率了。据统计,目前的潜在增长率平均测算值大约在7.19%左右;而实际增长速度已经低于7%。在此条件下,推进供给侧改革,虽然会对中国今后的长期发展产生积极的正面影响,但是对于短期的经济增长却有可能产生消极的负面影响,有可能加剧结构性价跌,加速经济下行。因此,必须针对不同需求,采取不同措施。
首先,对于传统的老需求,有针对性地采取一些适当的扩张性政策可能是需要的,但是要找准发展的瓶颈,实行结构性的扩张政策。比如:上一些早晚都要上、早上早获益的大型项目,并且趁着钢价、水泥的价格在下跌的时候建设,成本会比较低。尤其是最近一个时期出来的种种问题表明,城市管道设施、农田水利设施以及交通运输瓶颈,这些方面应当抓紧建设一批重大项目。否则,等到钢铁、水泥等产能统统去掉之后再来建设的话,不仅成本还会上升,而且还不得不重新恢复产能。但是,在实施这些重大项目建设时,要尽量采用PPP模式,尽量把民间资本吸引进来,把那些无处可投的民间资本吸引进来,用有限的政府投资带动无限的民间投资,将这些资金投向那些有需求、有效益的重大项目。
其次,关于目前供给严重不足的新需求,主要依靠改革。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共经历了三个大的周期。80年代的第一个周期,主要解决的是“吃”和“穿”的问题。90年代的第二个周期,主要解决的是“用”的问题,如家用电器。00年代的第三个周期,主要解决的是“住”和“行”的问题。现在我国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周期,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教育、医疗、养老、环保这样一些新的需求。对于这些新的需求,一方面,政府要尽职尽责,不能推卸责任;另一方面,政府也不能大包大揽,全部垄断。要改革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从补供方转为补需方。通过发行教育票、医疗票、养老票或推行教育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方式去“补需方”,然后可以就供方放开。如果能够把供方放开,民间资本、外资都可以进来了,就可以快速增加供给,大幅提高效率。这不仅可以提高效率、增加供给,还能够在保证公平的同时,增加公民的选择权。
总之,中国过去30多年的发展有一个明显的规律,我们把它叫作“改革周期”,即每当遇到大的经济下行风险的时候,都是先有一个思想解放,通过思想解放带动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开放带动经济增长。我确信,如果不尽快推进供给侧改革,中国经济恐怕连“L”型都没有,而只能是面对危机。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大力度、实质性地推进供给侧改革、推动经济的转型升级,并辅之以适当的定向刺激政策,中国经济就一定能够实现新的增长、迈上新的台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巡视员魏加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