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我国经济开局企稳，国内外研究机构的看法也转为乐观。只是，此轮经济企稳的逻辑，依然是总需求回稳，利用投资带动经济增长。中央政府虽然明确了稳投资、调结构的方向，如促进信息消费、推动节能环保、增加铁路项目投资等，但在具体落实时，仍集中在房地产投资、造新城以及“铁公基”领域。这不利于中长期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
随着稳增长政策累积效应显现，中国经济运行透露筑底趋稳信号。继1、2月投资增速、工企利润、社会用电量、物价指数开始回升之后，近日公布的三大PMI指数均出现反弹，且幅度超过市场预期。作为预判经济走势非常重要的先行指标，PMI指数重回荣枯线上方尤其具有积极意义。3月官方PMI的5个分项指数几乎全线回暖，尤其新订单指数为51.4%，比2月上升2.8个百分点，升至临界点以上；生产指数52.3%，比2月上升2.1个百分点，与新订单指数的差值缩小至0.9个百分点，显示制造业供需矛盾有所缓解。此外，制造业进出口市场需求也重回扩张状态，3月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2%，比2月上升2.8个百分点，自2014年10月以来首次升至临界点以上；进口指数为50.1%，比2月提高4.3个百分点，是2013年12月以来的最高点。在需求回暖的带动下，3月对市场反应灵敏的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由2月的50.2%快速升至55.3%，连续两个月高于临界点，释放出市场向好的强烈信号。
其实，2016年我国经济开局企稳，两周前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已有“剧透”：今年1、2月到3月上旬主要经济指标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一季度将能实现开门红，今年攻坚克难，可能明年就海阔天空。
国内外研究机构对中国经济的看法也转为乐观。中金公司最新发布报告预计，虽然4月PMI很难出现3月这样的大幅上升，但投资需求正在企稳。中金公司稍早前刚刚上调了全年GDP增速预测至6.9%。高盛最新报告预计，中国一季度GDP增速将放缓至6.7%；不过由于房地产市场反弹，支持了第三产业增长，实际GDP增速或高于预期。瑞银中国的3月经济数据前瞻报告也预计，在财政和信贷政策的支持和房地产市场好转推动下，中国经济开始环比反弹。
虽然中国经济上升动能还不强，但经济企稳影响深远，尤其在美联储加息预期再次变得浓厚、新兴经济体普遍遭遇重挫时，无疑给市场服下了一颗定心丸。
不过，这一企稳到底是中长期的经济复苏，还是短期的反弹，还有待时间检验。而在经济企稳背后，也暗藏着一些隐忧。
此轮经济企稳的逻辑，依然表现为总需求回稳，利用投资带动经济增长。显然，这并不能解决深层次矛盾，仍需要深层次的供给端改革，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比如，中央政府虽然提出了诸多稳投资、调结构的方向，如促进信息消费、推动节能环保、增加铁路项目投资等，但在具体落实时，仍集中在房地产投资、造新城以及“铁公基”领域。这些举措，有利于稳定经济增长预期，但不利于中长期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甚至还可能会加剧中长期风险。
就新一轮“稳增长”措施来看，除了因投资领域不再集中于那些产能过剩的传统行业，房地产泡沫与企业债务风险有增无减。无论用房价收入比还是房价房租比来衡量，当前中国一线城市的房价，都已经位居全球最高行列。对此，着名经济学家陈志武与林毅夫就表达了担忧。林毅夫认为，我国的城市化率为56%，而高收入国家均超过80%，我国城镇化的路还很长，所以房地产仍会是中国经济的支柱性行业。但他建议，一方面应支持房地产市场发展，另一个方面，必须要小心谨慎。
而在企业利润下降和债务高企的双重夹击下，企业债市场已开始出现违约，违约企业跨越了央企、地方国企和民企。数据显示，中国非金融企业的债务规模（剔除地方政府融资工具债务）总计达77.9万亿，相当于GDP的122.3%，显着高于大部分国家的水平（韩国为105%，日本为101%，美国为67%）。特别是2009年以来，企业债务年均复合增长率达20.5%。分析认为，企业债务的根源在于经济中一直未能清偿的结构性问题。目前的债务沉疴，正是难以消化的过剩产能在金融层面的积淀。
日前召开的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今年第一季度例会认为，世界经济仍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国际金融市场风险隐患增多；国内经济金融运行总体平稳，但形势的错综复杂不可低估。最新公布的去年五大银行业绩，刚好解释了政策部门为何如此担忧。2015年，五大行业绩除了交行的净利润增速为1.03%外，其余四大行全部低于1%，而不良贷款猛增，农行不良率高达2.39%。五大行拨备率也同比大幅下降，建行拨备覆盖率暴跌71.34%，距离监管红线150%仅0.99%。农行拨备覆盖率虽远超其余四大行，但跌幅高达97.1%。拨备覆盖率直接关系银行的风险是否可控。
对此，职能部门正在研究一系列办法，比如债转股。据透露，国内首批债转股规模为1万亿，将在三年甚至更短时间内实施，化解1万亿元左右规模的银行潜在不良资产。而针对新一波债务违约潮，银监会近期将推出《企业金融债务重组办法》，防范和化解相关金融风险。此外，采取兼并重组、债务重组等措施，积极稳妥处置“僵尸企业”，去除一批过剩产能。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降低企业负债率和融资成本。
或许，“债转股”对降低企业杠杆率、降低财务成本、降低银行账面不良额和不良贷款率、缓解银行核销压力是有益尝试，不过，不容忽略的是，对无生存能力的大型国企“债转股”所蕴含的风险。“债转股”可能使无法生存或勉强生存的国企或者与地方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有能力举借并增加杠杆，延后市场的真正出清；银行不得不延后资产负债表的清理，并因企业破产在所难免而最终承担更高成本。而且在转股之后，现有股东被摊薄但并未退出，银行优先受偿地位会被削弱。依据过往的经历，地方政府有强烈的意愿以多种手段延缓实际已破产的企业出清，幻想“以时间换空间”。因此，有必要对“债转股”是否会用于延缓僵尸企业出清保持警惕。用专家的话说，僵尸企业出清，应更多依靠市场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