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选的“黑天鹅事件”事件令全球化进程的推进遭遇不确定性，全球经济面临更多挑战，中国经济也未能独善其身。
在外部环境变化的作用下，国内GDP增速预期不断调低、房地产泡沫涌现、地方政府债务愈加严重，是否都预示着中国经济在2017年仍将承受高压？
挥别2016，迎来2017，《英才》杂志记者专门走访了10位知名经济学家，深入解读2017年中国经济将走向何方。
1、许成钢：中国要清楚自己的问题
即使在美国，人们现在也很难猜测，特朗普出任美国总统后发生什么，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特朗普政府将进行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对全球化。特别是在贸易保护主义的问题上，中国将是他非常重视的一个目标。
但是特朗普在破坏中美贸易的同时，也会影响美国经济。他们现在做的事情，基本上是在倒行逆施。比如在能源领域，特朗普很明确地在推动传统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的发展，这不仅是在破坏全球已经达成关于排碳问题的共识，也妨碍美国在新能源方面的创新。众所周知，美国的新能源技术是最发达的，很快就要产生革命性的变化。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特朗普突然以政治的力量保护和推动传统能源，阻挡科技的发展，如果他真能做成，那对美国经济绝对是损坏。
特朗普认为美国就业面临的困难是因为中国，他要把这些投资拉回美国。我认为，实际上他也并不是真正要扼制中国，打击中国。只是开了一些完全错误的药方，想把问题推到别的国家去，并试图用贸易保护来促进美国繁荣。
当我们理解了特朗普的真实意图，就没必要为他们操太多心，而是要好好考虑如何解决自己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巨大的经济体，不需要过于依赖其他国家而发展。但现在中国内部面临着比美国更严重的问题和挑战。中国必须要认清楚自己的问题是什么，而不是把问题推到特朗普和美国去。
人民币对美元贬值的最主要原因，不是因为美元的升值，而是市场对中国经济的预期信心不足。也因为中国改革很长时间没有显著进步，一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基本上都是用财政刺激，来阻止经济增速下滑太快，并不涉及真正的制度改革。
我认为目前最重要是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内需不足的根源是家庭总体收入过低。当然，这可能需要长期改变的过程。短期内我们可以用市场发债券的方式应对经济增速下滑。不一定都是在国内发，可以在国际上发，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比起世界上多数国家还是好的，会有人愿意买中国债券的。
关于房地产，中国人一直认为房地产会保值升值，加之汇率和通货膨胀的问题，人们会认为持有实物会更安全，所以房地产投资2017年仍然会增加。但因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我认为一、二线城市的房地产有压力但也有涨价的动力，三线很困难，四线仍然是没有办法。
我认为，现在是产业革命汹涌澎湃的时候，新能源、新材料和人工智能相关的技术，都有非常巨大的前景。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一窝蜂涌入这些行业就是好事，传统行业也不都会死掉了。
中国仍然保持有很庞大的外汇储备，和相当大的财政盈余，如果没有管理不当的重大失误，还是有时间和能力进行改革，虽然在改革过程中会面对很多困难，但也并不会像以为的那么难。
（许成钢系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2、高连奎：关注地方政府债务危机
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主要靠民粹主义上台，其对内民粹主义主要体现为减税，对外民粹主义主要体现为贸易保护主义，这两者都不是好的经济主张。减税政策会让美国债务危机更加严重，而且在2017年会成为一个危机爆发点，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债可能面临一定的风险。
特朗普上台后对外将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会加剧国际经济的不确定性，特别是中国经济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部分行业的企业应该有所心理准备。短期内看贸易摩擦可能会增加，从长期看，全球化时代可能即将结束，各国更加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这对于以制造和出口经济为主的中国并非利好。
除此之外，美元的走势还影响着中国的汇率走势。现在决定人民币汇率的主要是美元加息预期，美国加息的靴子一天不落地，人民币在美国加息预期的题材炒作之下，还有可能贬值，很多人认为人民币应该一步贬值到位，但是这并不科学，首先过度贬值对进口企业会是灭顶之灾，其次人民币本身并不具备贬值基础，纯粹是汇率市场的炒作所致。中国现在能做的是堵住财富流失的途径以遏制汇率恶化的连锁反应，应该对财富管理公司，保险公司，银行私人银行部的海外资产配置类业务进行限制，这是中国富豪资产出境的主要渠道。
2017年，我们应当关注政府的债务危机。目前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情况越来越严重，到2016年底就会基本达到GDP60%的警戒线，目前财政政策上总的方向还是减税降费，因此债务情况会继续变得更严重，甚至有可能爆发债务危机或地方政府破产的情况。
具体说明，2017年国内经济运行中的风险因素主要还是企业和政府债务问题。第一，企业层面，融资成本高，企业债务居高不下，还会出现一大批企业破产；第二，政府债务危机也在持续增大，目前还没有解决的方法；第三，持续的通货紧缩会，将会有更多的煤炭、钢铁产业逼至破产。企业债务解决起来比较简单，只要降低存款准备金，企业融资成本就会降低，企业债务自然消失，而对于政府债务，则必须进行财税改革才可以解决，中国现在必须走出财税困境。
一个国家的财税水平必须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宜才可以，而一个国家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其财政税收一般要占到这个国家GDP的40%左右，这也是中国目前应该达到的税收水平。随着人类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财政税收必然会呈现不断升高的趋势，政府必须不断改革这个国家的财税制度、财税种类与财政征收方式来适应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与财政支出的加大。
目前我国的税收结构还是以企业增值税为主，可以预测的是，在未来10年中，所得税将会超越增值税成为中国的第一大税收，而在未来20年后，消费税将会成为中国的第一大税种。
（高连奎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世界经济主管）
[Page]3、李稻葵：中国将面对两大问题
特朗普上台后肯定会针对中国提出贸易保护政策，但如果推出一刀切的政策，美国企业也不会幸免。所以他的言论虽然高调，但实际不会影响很大的政策。中国也会采取类似方式来回应。中美贸易战会有，但预计更多是表面文章，多是媒体战、口水战之类。
2017年中国经济要面对两大问题。第一个是贸易方面，第二个是国际金融。贸易方面，特朗普政府竞选过程中做了很多的承诺，讲了很多大话，不可能一点都不兑现。他们应该会来试试我们的底线，搞出一些事情，所以我们也做好思想准备，即使在某些领域他们会挑起事端，也有好的应对办法。
国际金融方面，美联储会加息是大概率事件，特朗普上台之后，很可能会搞大规模财政刺激，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财政一刺激，本国经济会上行。当刺激导致美国货币需求上去后，资金会回流，同时美联储相对于美国政府是独立的，就会进一步加息，因此在全球范围内会出现资金的流动，特别会出现资本市场的一些波动，这自然会间接影响我们的汇率市场。
特朗普声称要大规模减税，这有点像1980年里根时代，一边白宫在搞减税，另一边美联储在加息，由此资金回到美国。资本市场因此会恐慌，中国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备，管好资金外流。
我相信中国会做好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准备。但是从国内来讲最重要的挑战是什么呢？民间投资以及相关的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目前增长太慢，只在2.5%—3.2%之间，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确保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
我建议政府部门应该在确保不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以及社会事件的底线上，“让子弹飞”。创新来自于基层，创新来自于企业，创新来自于年轻人，让消费金融创新公司多走一段时间，才能让消费金融行业进一步发展，甚至能够超越很多发达国家现行的实践，也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提供一些所谓的“中国方案。”
在2017年的经济博弈中，中国必须要赢，为此，2017年不但要延续2016年的改革而且要更有针对性。针对真正落后的产能，提出严厉措施。同时环保监控会加强，最终使得落后产能被关停，而真正用于生产的好产能会提高。这就要求环保部门、工信部更多参与，而不仅仅是发改委靠发文件来推进。
另外，中国内地房价不会大规模上涨。要防止房价暴涨，根本措施是要加大土地供应，这取决于地方政府，也取决于财税体制改革。只有让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相匹配，才会减少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但短期内还不易做到。现时内地政府能做的就是限购，限制交易规模。我认为，二线城市房价很难往下降，只是限购政策导致交易量萎缩而已，一线城市房价仍会上涨。
（李稻葵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
4、连平：抵御汇率风险
从特朗普过渡政府的构成上看，经济意图很明显。有些人本来就是经济界的巨头，他们将更加精于计算。未来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在两方面，第一是贸易，第二是投资。
总的来说，2017年人民币还是会有贬值压力，一方面是美元升值。另一方面，人民币的汇率更重要的还是看我们自身因素，中国经济基本面增速是否能保持平稳。
现在的问题并不是GDP增速太低，关键是大家担心会继续有下行，对未来的投资前景信心不足。如果2017年GDP增长能保持平稳，在波动中总体维持区间增速。应该就有助于汇率的稳定。另外，汇率是价格的反应，价格是取决于供求关系。从银行的结售汇来看，现在是净售汇，也就是市场外汇需求比较强烈。如果能通过政策调节，使市场供求关系比较平衡，人民币不会有大的贬值压力。
我相信2017年可能会比2016年做的更好一点。而且2016年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幅度已经不小，现在应该说是在合理均衡水平，不太可能出现太大的贬值。关键是看怎么通过供求关系和经济运行的调节，来改变市场持续不断贬值的预期。
我认为，涉及到国际贸易的企业，要通过市场的方式抵御汇率的风险，比如金融衍生产品等。从我国资本流出压力较大的现实看，有必要进一步开放境内市场，适度加大吸引资本流入的相关政策。进一步加大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开放力度，推进服务业有序开放，尤其是金融、电信、运输等重点领域开放力度。其次，适度扩大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向外资开放力度，逐步扩大证券投资领域的开放，适时扩大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额度，简化审批流程。第三，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体系，适度放松企业举借外债限制。考虑到目前市场主体结汇意愿相对平稳，结汇规模进一步萎缩空间较小，未来有必要通过多种途径鼓励出口企业积极结汇，激发企业的结汇热情。
同时，对资本流出的管理则应适当收紧。诸如个人对外实业投资、不动产投资和证券投资等领域的放开应谨慎推进。持续加强宏观审慎管理，严格限制投机性购汇需求。
我认为，未来购房门槛的提高和银行信贷的收紧将使热点城市的楼市需求进入观望期，加之基数效应，热点城市楼市成交同比增速可能会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一些价格上涨趋势减缓、个别政策执行力度较大的城市，其房价可能会有所下降。
总之，综合当前经济形势分析，下一步在加大基建投资的同时，要实施多维度稳增长政策，形成新的投资需求。
（连平系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5、梁红：关注国企改革
我们维持2016年实际GDP同比增速6.7%的预测，并将2017年实际GDP同比增速预测从6.7%调整至6.6%。
2017年消费对GDP增速的贡献或将明显加大，实际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可能略有下降，而外需有望温和复苏。另外，我们认为，短期内货币政策可能没有宽松的空间，预计2017年基准利率将保持不变。人民币汇率方面，2016年底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将在6.78左右，2017年底到6.98附近。
国企改革可能会在以下方面有所进展，推进混合所有制试点以提高国企效率、建立国企市场化的退出机制，以及放开“竞争类行业”的民企准入。预计混合所有制试点将在一些重点行业取得进展，包括电信、交通、能源、电力、医疗和教育等。国企退出机制和不良贷款处置将继续在市场化原则下推进。此外，竞争性行业中的国企比重能否逐步下降应当被给予关注。
对2017年改革的期待主要集中在财税、户籍制度和土地改革的继续推进，以促使中国向消费驱动型经济转型。个人所得税改革可能将进一步推进以改善收入分配，包括提高个税起征点和建立更完善的个税制度。
2017年经济运行中潜在的风险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地产降温幅度大于预期；MPA考核正式落地和金融市场去杠杆带来的压力；以及外需可能会因政治事件带来的风险。
首先，地产的降温对实际增长速度的冲击较为温和，考虑到本轮地产繁荣对投资增速的影响有限；主要城市的地产库存仍然较低，开发商在手现金充裕。
但是，如果调控政策更加严格，经济增长将为房地产市场带来进一步的压力，可能会拖累2017年的增长和再通胀速度。此外，由于预计2017年将全面实施MPA考核，因此市场流动性和资产价格相关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因此应当密切关注短期市场利率的变化，以衡量监管框架趋于审慎和金融市场去杠杆过程对市场的压力。
相反，2017年增长在两方面有超预期的可能，即居民消费和投资增速，以及外需复苏步伐。2017年消费和投资增长的一个主要驱动因素是实际利率仍在下行，且短期地产投资预期收益明显下降。
此外，我也非常关注美国总统换届后财政扩张的规模，如果美国货币政策不出现大幅紧缩，那么美国基建投资增速加快将利好全球经济。
2017年的经济增长结构和政策组合或将对个人消费的增长最为有利，尤其是受益于中低收入和中产阶级消费升级的商品和服务，以及可选消费行业。同时，医疗、教育和新兴消费服务等长期增长领域可能出现较具吸引力的投资机会。
（梁红系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Page]6、刘世锦： 经济难再进入高增长期
大家要对未来经济的前景有信心。但也不要以为再熬上几年，经济还能进入高速增长期，这基本是不可能的。中国经济不会出现大幅度反弹，而是要趋于稳定并逐步走到一个新的增长平台。这也是一个国家从高速增长逐步转向中速增长切换过程。经济下行是规律性的，更是国家发展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过去几年的时间，我们一直处在切换的过程中，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所以下行的压力一直是存在的，现在已经接近底部了。
过去长时间的高增长，主要是高投资，而高投资主要是有三大需求支撑的，第一出口，第二基础设施建设，第三房地产，现在，这三大需求也要触底。通俗的说法，叫三只“靴子”要落地。出口过去是高增长，现在的势头已经转变。土地、劳动力、环境成本上升以后，中国出口竞争力相对下降。这也是必然的。基础设施过去几年基本是一个回落的态势，但它是政府稳增长的主要工具，所以下行压力比较大。
第三只“靴子”就是房地产，房地产经过多年发展以后，也开始出现了回落。我个人的判断是，房地产出现历史性拐点的可能比较大，近期房地产投资的回升是一个短期的现象，几个月以后会逐步回落，而且最近已经在回落。我估计大概再过一段时间，房地产投资将会恢复常态。这样三只“靴子”都触底了。
供给侧现在看起来也出现了触底的一些迹象和信号。但接近底部和真正触底是两回事，触底是一个过程，可能需要反复验证，才会逐步地找到。触底确切含义是逐步走到一个新的增长平台。增长速度虽然下降了，但是我们经济基数比过去大多了。我们要争取有质量、有效益持续的增长。
特朗普被选为总统后强调，要重振美国制造业，让已经去往其他国家的制造企业回到美国。这对中国意味着更大的挑战，目前制造业的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今后一两年，会是中国经济触底的关键期，我们要为包括“中国制造2025”在内的一些发展目标打下基础。
经济下行带来的结果就是市场竞争加剧，竞争加剧以后就会带来分化，分化以后才有转型升级。经济下行，不完全是坏事。现在制造企业已经有了提高竞争力的主动性，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在转型过程中企业要干自己最擅长的事，有所为、有所不为，选择是至关重要的。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一般的策略都是扩张，但现在必须要做减法了，搞清楚什么东西不能干，要干自己能干的事，这也叫专业化水平的提高。
中国虽然不会在所有产业中都具有竞争力，但是在一些行业中，一定比其他国家有优势。我们要想拥有稳定的、长期的国际竞争力，就要在行业中深耕。这些行业和企业会是谁呢？现在还不知道，要市场竞争给出答案。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公平的，能够激发人们创造性的竞争环境，这个要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和紧迫。
（刘世锦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7、刘胜军：人民币或持续贬值
在竞选中，特朗普指责中国“操纵”汇率，人民币被低估15%—40%，令中国出口产品具有不公平的优势，他威胁要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45%的关税。在投票前夕抛出的“百日新政”中特朗普提出将指示财政部长界定中国为汇率操纵国。
但相反的是，IMF对于人民币被低估的言论已经不再支持。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逐步步入新常态，出口显著放缓、外汇储备下降。在对经济不确定性疑虑上升所引发的热钱外流和居民海外投资偏好作用下，人民币承受不断上升的贬值压力。
2015年8月11日，央行启动了包括调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等多项内容的改革，一度引发市场恐慌。即使央行不断干预，汇改一年间，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依然达到8.8%。
2015年8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了对中国的年度第四条款磋商报告，近十年来首次做出人民币“不再低估”的评估。IMF的报告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和全球认可度。
美国国内对这一设定也有不同声音。奥巴马前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萨默斯表示：“特朗普的计划似乎假定我们可以迫使他国不让其货币贬值，正如特朗普让新财长把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的打算所显示的那样。这是荒唐的。”
可是尽管如此，我们不能排除他有可能不顾劝阻向人民币宣战。
一旦出现这样的局面，中国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这种情况并不是没有在以往出现过。
2009年，奥巴马政府对中国轮胎实施惩罚性关税措施，WTO驳回中国提出的申诉。中国随即对美国进口的鸡肉启动调查程序。冲突持续多年，最终甚至扩大到了太阳能电池板、钢材和其它产品。如果矛盾真的升级，贸易战打响，其危害不言而喻。
鉴于人民币汇率当前高估而非低估的现实、中美相互高度依赖的格局、中国实施当前策略的决心和能力，即使特朗普要求美国财政部认定中国为汇率操纵国，并采取针对中国的贸易制裁措施，这些措施也不大可能是有力度的和有效的。一旦发生贸易战，人民币可能会进一步贬值而非升值。而人民币贬值可不是特朗普所预期的效果，届时，特朗普将会发现他应该表扬中国的“汇率操纵”，因为正是这样的“汇率操纵”才使得人民币没有像日元那样通过“竞争性贬值”来刺激出口。
目前大格局是：内看中国经济改革和转型进展并不顺利，房地产泡沫化、不良资产攀升、企业信心不足仍将是人民币贬值的主要压力；特朗普新政将冲击全球化格局，美联储加息步伐加快，在不确定的全球经济中，美元仍将发挥“避风港”作用。因此，未来2—3年人民币贬值压力将持续存在。
（刘胜军系知名经济学家）
8、叶檀：中美贸易摩擦将更加频繁
特朗普号称要让工作回归美国，恢复美国中产阶级的幸福感，从他的一系列言论和团队就不难分析出，他针对的最大目标只能是中国，因为中国是全球最大贸易顺差国。特朗普上台后，会对中国经济有很多影响。甚至会推翻以前的中美贸易协议，重新谈一些条件，让中国付出更大的代价，中国的贸易总体成本一定会提高。中美贸易摩擦也将会非常频繁。
中国将要面临的问题是，或者增加贸易摩擦，或者浪费美元托住人民币汇率，不管中国愿不愿意。美国都会迫使中国让出贸易第一大国位置，或者花掉以前积攒的美元。
所以我认为，2017年人民币会继续贬值，但贬值空间应该不会太大。人民币汇率主要受两大因素影响。一是境内经济转型是否平稳，二是国际环境是否允许人民币继续大幅贬值，如果其他货币对美元出现大幅贬值，人民币也无法独善其身。
特朗普意欲用抬高进口关税，降低企业赋税的方式让美国公司的离岸财富返回到美国本土，减少美国的赤字，甚至吸引中国企业进入美国。中国唯一的办法是扩大外部的市场，同时牢牢把握住产业链完善的竞争优势，以打造品质的方法建立庞大的内部市场。
从现在来看，中国企业境外资产配制是大势所趋。但我们要分清哪些是属于洗钱，哪些是属于真正的境外投资。日本也曾有很多企业在境外投资，而且去美国投资的企业居多。但是即使去境外投资，日本企业的属性也没有变，还是属于日本，纳入日本的GDP当中。中国的企业走出去，如果不仅是企业搬出去，企业主也移民出去，那企业所创造的效益就不能纳入中国GDP，这对中国经济无疑是致命的打击。
中国政府应该在短期内进行一些政策调整。比如特朗普可以召集企业家开会，给企业减税，那么中国政府是不是也要有所行动？我曾调研过一些企业，他们希望能看到更加明确的预期，不要政策总是变动，弄一些让他们紧张的东西。尤其一些企业，好不容易做出了品牌，却随时可能被假冒伪劣的仿品无辜牵连。所以政府要建立一个良性的市场竞争环境，保证企业的生存、产权、财富等方面的安全，让经济发展更稳定，不要没事就出幺蛾子。另外，要形成良好的国际环境，即使不跟美国比，也不能比周边国家经商环境更差，如果自己都不想做好，投资者就会往外走。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另外，2017年无论是楼市还是股市，去杠杆都会延续，但让房价彻底改变基本是不可能。因为房地产牵扯到资产价格和金融稳定的一系列问题。如果要改变，也要等经济转型和金融风险差不多过去的时候才能进行。大家都说房价高，但房地产下跌的成本我们能不能承担起？如果不能承担就只能一步步走，平稳过渡。
[Page]（叶檀系知名财经评论家）
9、祝宝良：房地产问题没有解决
通过去库存的办法把房价拉升以后，库存是去掉了，但是房地产供给问题没有根本解决。
2016年10月以后，20多个城市的限购对抑制房地产起到了一定作用。行政手段虽然能够暂时缓解问题，但是一旦反弹，就会很惊人。只有真正解决供给问题才能真正令房地产热降温。
首先，要解救中国的土地制度。一个是小产权房，另一个是土地还有没有开发余地。
但是众所周知，解救中国的土地制度阻力常常不小。比如针对最近一轮的房地产价格上涨，北京市与央行就有分歧。北京市政府认为，房价快速上涨的原因是央行发行的货币过多，而央行则认为，并非货币惹的祸，而是因为北京市在进行功能疏解，所以放弃了很多新增的土地使用权。没有新增地块，库存只会越来越少，那么价格就会上涨。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在房价快速增长的北京、上海，政府要给它新增用地指标，但是当地政府会拒绝。为什么？因为有了用地指标，后续就是拆迁程序，而拆迁所带来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在这种背景之下，供给问题的解决就出现了难题。所以，导致了20个大城市房价疾速上涨的原因到底是货币发多了，还是土地减少了，还是地方政府不想要地？至今未有定论。
同时，政府始终坚持认为，现行货币政策是稳健的。但是我们分析，两种情况导致的问题非常突出，在有些城市确实是没有地了，比如深圳；而有的城市是拒绝新增的用地指标土地。
总而言之，有一点是明确的，解决土地问题只能通过土地制度。但是这条路也一定会万分艰难，5年之内能否妥善解决还是一个未知数。
第二，要解决房地产的投融资问题。房地产本身有其专门的融资制度，对其如何融资、向谁融资等做出了规范。而这个融资制度本身，是想为一些低收入群体解决问题，比如通过成立一些政策性的住宅银行、改革我们的公积金制度等方法，解决这部分人群的融资问题。而不是在居民家里本来有房子的情况下，通过加杠杆，去鼓励他买房、炒房。
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我们的做法正是通过加杠杆，商业银行直接放款出来。2016年的M2里，绝大部分来自房地产，房地产的贷款余额已经达到了27万亿，而2016年增加的1.8万亿贷款，依然是用于购房的贷款，在我们新增的贷款里，有50%属于房地产，这样一来，房价怎么会不涨呢？
第三，要解决房地产的税收制度问题。这也是大家都在争论的，土地出让金与房地产税到底怎样解决的问题。
第四，要解决户籍制度问题。至今，我们也没有解决农民工的户籍问题，通过农民进城来拉动需求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
第五，要解决行政资源配置的问题。大家都知道，房价涨得最厉害的地段往往是学区房，或者是医院房。其背后的逻辑是，只要公共服务不均等，个别地方的房价就会涨得很厉害。
我认为这些措施是房地产破局的关键，但从目前的实施情况来看，我们任重而道远。
（祝宝良系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首席经济师）
10、朱海斌：国内低估了汇率风险
美国大选这一“黑天鹅事件”事件会令全球贸易格局发生一定的变动。
特朗普强调“美国利益优先”，所以在全球寻求更加利己的公平贸易。如此一来，贸易全球化停滞甚至倒退的风险就会显现。
另一方面，伴随着近期美联储加息的落地，美元的持续走强加快了美元回流的速度和步伐，这无疑对整个新兴市场造成比较大的冲击。
特朗普提到中国的主要有两件事情。一个是将中国定义为货币操纵国；其二是对中国的进口产品增加45%的关税。
我认为，将中国定义为汇率操纵国所带来的风险在国内是被普遍低估的。因为，最终如何认定很可能成为一项政治决定，而不是经济决定。虽然与贸易制裁不同，但是定义为汇率操纵国所带来的直接影响将是失去大量美国政府采购订单。
关税方面，我认为贸易冲突的发生在所难免，但向中国征收45%的关税，绝非他一人所能决定的。
整体来看，特朗普上台以后，短期之内中美的贸易关系会面临更多不确定性。美国大选对2017年中国经济走势造成的压力还是不小的。
但从长期来看，“商人”总统任期内的中美关系的确有可能因为政治分歧相对于经济分歧的淡化而收获更多利好。毕竟中美双方在利益上有很多的共同点。
回到国内，我认为房地产的短期降温反而导致了需求过度被抑制。虽然政策的效果正在显现，但是，除了重点城市外，非政策调控区域的房地产市场并未降温，这也导致了全国的房地产热只是放缓而非下降。
实行楼市调控的地区需求只是短期内被行政手段、金融手段所抑制。但房地产的中长期政策很可能是无效的。因为现在的政策调整还基本是在需求端做文章。如此一来反而导致短期对需求的过度抑制，而供给端的政策持续缺失。
中国的土地供应制度基本上还是按照城镇化的整体战略部署。严格控制特大城市，有序发展大型城市，重点发展鼓励中小城市。
大城市的土地供应仍非常少。反而三、四线城市供应过剩。最终形成了规划与实际发展状况南辕北辙，土地供应并没有真实反映城镇化进程。
如果这些大城市不做大的调整，而只是通过短期抑制需求打压市场，那未来几年，如果经济运行下行压力加大，在楼市上政策又重新转向宽松，那楼市就出现新一轮的反弹将成为大概率事件。
一些新的经济增长点也在为经济注入动力。主要来自于三个部分，一是当前政策扶持重点——基础设施建设。它得到了财政、货币政策的支持。这几年基建投资一直在15%—20%的增速范围内，随着这一盘子越来越大，其对经济稳增长是一个很有力地支撑。
同时，服务业的升级也将是近几年持续的主题。诸如医疗、旅游、教育、金融理财领域在最近几年的增速一直是比较高的。
我个人一直很关注的土地改革、新兴城镇化，以及货币改革具体推行的能效有多大。这几个层面不仅关乎短期经济走势，而且也将是中国经济中长期未来实现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抓手。
（朱海斌系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