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情沉重”、“决心很大”、“压力很大”、“感到羞愧”、“强烈震动”，在被环保部约谈之后，各地方政府负责人的表态充满着感情色彩。
自2014年年底以来，环保部明显加快了“环保约谈”的节奏，约谈的对象覆盖20多个城市的政府、企业负责人，一些地方甚至以紧急关停污染企业来满足环保指标要求。2015年7月28日，因大气环境质量排名连续数月倒数前十，环保部委托华北督查中心会同河南省环保厅约谈郑州市（含巩义市）主要负责人。这意味着，郑州成为新《环保法》实施以来，全国首个被环保部约谈的省会城市。在此之前，山东临沂被约谈后，关停了57家污染企业。
“应该说，2014年5月发布的《环境保护部约谈暂行办法》起到非常大的作用，虽然各部委都经常通过约谈来解决问题，但只有环保系统建立了一个约谈体系来监督政府和企业，当然，下一步如果能再提高约谈的层次，让副省长、市委书记也参与进来，效果会更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对时代周报记者说道。
另一方面，“环保约谈”模式也开始在省级得到推广，各省环保厅通过约谈县级负责人传导环保治理的压力，约谈成了目前解决环保问题的最佳利器。
“约”不胜防
据澎湃新闻报道，湖南衡阳市市长周海兵是第一个被约谈的地方行政负责人。2014年9月15日，因为污水处理厂建设严重滞后，周海兵被华南环保督查中心首次约谈。衡阳城区每天有十几万吨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排湘江，对下游城市饮水安全造成影响。
被约谈期间，周海兵代表衡阳市政府，对衡阳市污染减排目标责任书中4个城镇污水处理厂进展滞后问题表示检讨和歉意，并表示，将以此次约谈为契机和警示，全力以赴抓紧抓好污水处理厂建设，决不懈怠。
记者统计，从2014年9月至今，环保部约谈的城市共计22个，被约谈的有保定、驻马店、临沂、郑州这样的环保问题重灾区，也有昆明、无锡这样环境相对较好的城市。而约谈大部分由环保部直属的环保督查中心具体实施，这意味着这些机构的监督能力大大提升。
《环境保护部约谈暂行办法》规定，“各环境保护督查中心和各地区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可受环境保护部委托实施约谈”。
“环保督查中心很多时候比部里更熟悉地方的情况，由他们来直接约谈显然更为直接有力，但是具体约谈谁，约谈什么内容，都是由部里领导批准的。”常纪文解释道。
而与其他部委的约谈相比，“环保约谈”更为务实。约谈程序规定，在主持约谈方指出问题后，被约谈方需要直接对事项进行回应，并且依法提出相关整改措施，还必须明确整改要求和时限，对落实整改进行明确表态，最后形成约谈纪要，白纸黑字向下印发。
约谈对象方面，可以一天一个，也可以是多个，2014年12月30日，环保部环境监察局就分别约谈了哈尔滨、沈阳负责人。
而约谈的事由，一是解决延期未能解决的环保事项，二是对环境统计中落后的城市进行警示。如2015年7月28日，因为大气环境质量排名连续数月倒数前十，郑州市被紧急约谈，成为首个被约谈的省会城市。
据河南当地媒体《大河报》报道，当日河南省环保厅主要领导，郑州市政府市长马懿、巩义市市长孙淑芳等被约谈的市级主要领导，以及河南省环保厅政法处、总量处、环评处、监测处、污防处、大气处、监察总队等几乎所有业务处室的负责人，郑州市各县市区主要负责人，均列席会议。
对于地方官员来说，被约谈不仅仅面子上难看，对政绩考核也大为影响。
如在对衡阳市的约谈中，就当面提醒，“国家《‘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考核办法》中明确了‘三条红线’，其中一条就是目标责任书项目必须完成。‘三条红线’逾越任何一条，考核结果就为不通过。而衡阳市到目前为止污染减排国家目标责任书项目建设进展严重滞后”。
而今年5月对马鞍山市的约谈中，环保部华东环保督查中心主任高振宁则警告说：“一些城市在获得国家环保模范城称号后，思想上有所松懈，态度上有所疲软，行动上有所放松，对于这种现象我们要给予警示，亮出红牌。”
“环保约谈”还会让官员掉帽子，河南驻马店市今年3月被约谈之后，随之对环保管理工作不力的4名主要干部处以降职处分，同时一位副县长被记大过处分。
截至目前，尚未有城市被多次约谈的记录，但许多城市被约谈的都是多年积压无法解决的老问题。既然地方解决不了，环保部就出面约谈施加压力。
如上文提到的驻马店市，就迟迟无法取缔不符合产业政策的27家皮革企业。据环保部网站文章介绍，2014年8-12月，驻马店市环保局先后3次致函平舆县政府，要求依法取缔不符合产业政策的27家皮革企业。但平舆县政府处理相关问题的进度缓慢，有关要求落实不彻底，直至2014年12月，无环评手续的企业才全部停产。2015年2月，环境保护部华北督查中心赴现场检查时发现，园区内皮革企业增至30家，且正常生产。驻马店市平舆县人民政府在处理该问题中存在环境管理不到位的严重问题。
“约”完就关停
在约谈之后，有地方迟迟没有公布结果，也有地方整治力度极大。
今年2月25日，环保部华东督查中心对山东省临沂市市长张术平进行了公开约谈，约谈现场的细节被央视《焦点访谈》等栏目播出，这次约谈让临沂成为了“临沂样本”。
据央视报道，今年1月底至2月初，环保部调查人员对临沂市的部分企业进行了明察暗访。在这次调查中，调查人员共调查了临沂的15家企业，发现有13家企业存在未批先建、偷排漏排等环境违法行为。
在央视的新闻画面中，临沂市长张术平说：“我来接受这一次约谈，我心情是非常沉重的，同时我的决心也是非常大的，我接受了这次约谈之后，我向你们保证，我不会再接受第二次约谈。”
临沂和驻马店是目前仅有的两个公布了约谈处理结果的城市。
约谈后第3天，张术平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铁腕治理雾霾，限期治理412家、停产治理57家企业，停业关闭整治无望企业，全面清除土小企业，“确保全市空气质量改善幅度进入全省前六位、主要指标位次退出全省后三位、空气质量指数瞬时值退出全国排名末位”，以让空气出现决定性的好转。临沂在约谈后第5天，突击对全市57家污染大户紧急停产整顿，成为全国唯一在约谈后采取停产整顿的城市。
据澎湃新闻7月2日报道，临沂后来的运动式治理让城市感受到了极大阵痛，据当地银监部门统计，临沂全市3000亿元贷款中，共有1000多亿元资金与停产企业互有关联，出现违约，整个城市数年内很难获得新增贷款。污染企业关停带来的失业人口增多也在引发其他一些问题。
因而外界也有质疑，“临沂样本”为了环保政绩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环保部方面则对临沂方面的做法给与了一定的支持。今年7月6日，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环保部环境监察局局长邹首民表示，具体的失业情况是否真如媒体所报道的那样，需要当地政府分析。一些企业暑期放假，员工临时“待岗”不代表就是失业。此外，对于因停产造成企业和百姓的困难，地方政府都作了相应的社会救助。
相关数据认为，整改在环境质量上的效益已经显现：今年3-6月，临沂市PM2.5浓度下降了27.8%，PM10浓度下降了23.5%、二氧化硫浓度下降了41.4%，氮氧化物浓度下降了25.4%，优良天数增加31天。
关停之后，临沂市正在推进“退城进园”，在距离中心城区较远的临港经济开发区和兰陵县设立冶金、建陶、化工等产业园区，对分布集中、严重影响区域环境容量的企业，有计划、分批次实施“退城进园”。来自临沂市政府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5月建陶、冶金两个行业完成环保技改投资25.8亿元，改造关键生产线200多条。
“环保督政约谈制度是政府的‘柔性’行政行为，对责任主体以诫勉和警示作用为主，但随着‘区域限批’‘挂牌督办’‘媒体披露’等‘硬性’措施的跟进，环保督政约谈的实效性逐步得到释放。被约谈后各地政府多措并举，阶段性成果明显，区域内的环境恶化得到一定遏制，环境质量短期内明显改善。随着环保督政约谈制度的深入推进，环保责任主体不清、配套的长效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也逐渐显现。”环保部环境规划院环境政策部主任葛察忠今年6月25日发表在《环保保护》杂志上的文章写道。
约谈级别还应上提
在环保部公布约谈办法之前，江苏、浙江、新疆三地都曾出台过“环保约谈”的相应办法。而其后，各省也出台了相应的约谈办法。
例如河北省2014年年底出台的《约谈暂行办法》规定在21种情况下，存在未履行环保职责或履行职责不到位的，将约谈相关市、县（市、区）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依法进行告诫谈话、指出存在问题、提出整改要求并督促整改到位。这比环保部文件中规定的11种情形还要多出10条。
“文件上来看，很多地方的力度是不小，许多省都把地级市都纳入到了约谈的范围内。从这方面来看，环保部的约谈范围还应该往上扩大，现在环保部约谈对象主要是市长或者分管环保的副市长，虽然行政上对口，但还不够威慑力，将来还应该将分管环保的副省长、市委书记也纳入到约谈的范围中来，执行的效果会更好。”常纪文解释，约谈对象的级别关系到执行的力度，通常只有一把手或者上级主管省长才能有更高的发言权。
而据时代周报记者了解，目前省级环保厅的约谈对象主要是在县一级，不过也有省将地市级纳入到了约谈范围。
如海南省环保厅今年5月的约谈中就包括澄迈县、琼海市、临高县、三亚市、万宁市等5个市（县）政府，以及海南威立雅水务、中航特玻、金海浆纸等3家重点排污企业。
“如果省级环保厅都积极约谈市级负责人了，环保部不能继续重复去约市长，应该再把级别提高一些。”常纪文说道。
葛察忠则在前述的文章中建议，目前完善“环保约谈”，一方面要实行不同部门、党委和政府共同约谈，不断夯实多级环保约谈机制，另一方面建立媒体和公众共同监督的约谈模式，建立和完善约谈后监督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