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以来，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但在理论认知和实践操作层面，仍存有若干“误区”，对“混改”政策也存在某些“误读”，甚至有人重提“国进民退”，提出不要“公私合营”。围绕国企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焦点话题，《财经》近日专访了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中国建材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宋志平。
“混改”的核心是“改”不是“混”
《财经》：对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目前有若干误解。民营企业认为混合所有制改革方向是好的，但是又担心改革路径不够清晰，国有企业尚未真正达到“竞争中性”，这种机制会不会导致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宋志平：混合所有制理论上讲清楚了，就是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制资本交叉持股、互相融合的所有制新形态。过去这些年，混合所有制确实充分发挥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积极性，做出了很多成绩。实践证明，中国的混合所有制确实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无论对国企，还是对民企，都是一个好东西。
同时，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实际操作中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民营企业担心，本来在“体制”外好好的，混合之后会不会带上诸多限制，最后跟1956年的公私合营一样，本来自己还有一些空间，有自己的小事业，弄来弄去完全丧失了所有权等等。确实需要一些政策来增加民营企业家的积极性，消除其后顾之忧。但是认真分析一下，今天的市场化环境、法律体系和政策方向是十分有利于混改的，改革不要因噎废食，我们有理由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前景保持乐观。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坚持市场化改革，通过市场化方式来推进混合。
《财经》：国有企业其实也有顾虑，担心混改等于国有资产流失？
宋志平：一些人担心，搞混合所有制会不会让某些人有机可乘，通过移山大法、蚂蚁搬家，造成国有资产流失。通过20多年的实践，我认为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序推进，不会必然带来国有资产流失。只要程序公正、交易公平、信息公开、法律严明、操作流程和审批程序规范，不仅不会流失，而且能够实现更大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党的十八大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民营企业资产可以流动增值，国有企业的资产也会在市场过程中增值，通过交易股权实现最优配置，不能因为害怕价值波动就放弃了市场交易。
搞混合所有制要考虑混改后的预期和潜在价值，因为混合增加了协同效应会提高企业效益，有时候混合前个别民企并不赚钱资产往往还有些溢价，但要看企业混合后产生的价值，资产有在流动中进行升值的属性，不能都简单的看作贵买贱卖。我重组水泥后，有关部门来审查都会问：有的亏损企业为什么要收？为什么收购要有溢价？为什么跟这么多民营企业打交道？我轮番向各个部门解释，后来干脆写了几本书，希望解释清楚其中的道理。
如今中国建材集团通过和民营企业搞混合所有制，把水泥行业的集中度由9%提升至63%，水泥全行业利润也由80亿提升至1500亿。中国建材也成为世界500强，为国家赚了钱，交了很多税、跟民企又合作得非常好，探索了混合所有制的道路。我们用25%的国有资本撬动75%的社会资本，实现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赢。
但是，有的人总是不看主流，而是想民营企业跟你打交道，没有好处他能干吗？他们是个人，咱们是公家，他要不得好处能和咱们合作吗？当时收购徐州海螺就是这样，收购之后价格一吨恢复了30元，企业效益非常好。但是有的媒体认为海螺丢了战略，被中国建材收了；中国建材花了高价钱，国有资产流失了。后来我回答，正好相反，中国建材赢得了战略，进行了战略性重组；海螺赚了钱，公平交易，各有所得。改革不是你得我失的零和博弈，混合所有制改革有这个潜力，让大家都从中受益。人家的企业得了好处，我们的企业得到更大更长远的好处，是一场国家和老百姓的双赢。
《财经》：您如何理解混合所有制改革？您是怎么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
宋志平：混合所有制改革就像水和茶的融合，融合得好就是一杯上好的茶水。我做国企四十年，过程中也和民营企业打过多年的交道，我认为让国有企业完全市场化和让民营企业管理规范化都是很有难度的一项工作，而混合所有制提供了一个捷径，比较好地解决了国企市场化和民企规范化的问题，混的好，可以起到1+1>2的效果。混合所有制是一种新的所有制形态，既不能看作是传统的国有企业，也不能看作是民营企业，而是通过混合优势互补、国民共进的新企业形态。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一直在探索混合所有制的有效途径和方式，比如，在鼓励非公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中国医药集团率先对旗下药品流通板块重组，并引入优秀的民营企业——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组建了国药控股。在医疗器械流通领域，中国医药集团复制国药控股的成功经验，对所属国药器材公司进行整体改制，选择与优秀民营企业进行战略合作，实现了企业产权主体多元化。中国医药集团在投资并购地方民营企业时，采取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股权架构，即在保持控股地位的前提下，留给原民营股东一定比例的股权。目前，中国医药集团混合所有制企业中担任总经理的人员有三类，一是由国药方推荐人选担任，二是由民营股东推荐人选担任，三是由社会化选聘的职业经理人担任。
目前我国有96家央企，其所属二三级公司基本都通过上市进行了市场化改造，是混合所有制企业，央企70%左右的资产在上市公司。“此国企非彼国企”，现在中国的国有企业和过去西方人理解的国有企业已经完全不同，今天中国的国有企业是被市场化了的国有企业，是经过大规模混合所有制改造了的国有企业。正因为这样，市场才有了活力，也才有了今天国企的变化。
所以说混合所有制是市场化改革水到渠成之举，它既不是要取代国有企业，也不会取代民营企业，只不过是顺势而为，将国有和民营经济相互融合发展的趋势加以强化，已经牢固树立的联系加以确认。北京大学厉以宁老师给《国民共进》那本书写序，他讲到，在一定时间内，国有企业（包括特殊行业的国有独资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纯粹的民营企业（包括大量小微企业）将会三足鼎立，支撑着中国经济，但各自所占GDP的比例将会有所增减，这是正常的，是市场规律。
《财经》：现在对混合所有制问题有点众说纷纭，有些学术观点还比较尖锐，会不会影响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
宋志平：有不同的看法很正常，只要从事实出发，以理服人，道理不难讲清楚。但如果是抱有成见，罔顾事实，随意比附，为争论而争论，就会把混合所有制问题讲乱了。怎么看待今天的混合所有制的发展？怎么看待国企和民企之间的关系？到底混合所有制想做到什么程度？哪些行为是合理的，哪些行为不符合市场经济？也有必要说清楚。
国企与国企之间有竞争，国企与民企有竞争，国企和外资也有竞争，民企和外资也有竞争，都属于市场中的正常的竞争。国企也想做好，民企也想做好，外资也想做好，那就看谁的质量好，谁的服务好。我们现在要把这个讲清楚，既不偏袒国企，也不偏袒民企，而是能够很理性地把道理讲清楚。其实国企和民企之间的合作远远大过竞争，国企一般是规模比较大的企业，在一个产业链、价值链上，有许多的民企为国企进行外包服务，大家是共生共赢的发展。所以应该更多地看到合作，而不应该夸大彼此之间的竞争。
因为，第一不符合事实，第二会撕裂国企和民企的关系，不符合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两个毫不动摇”的要求。希望学者和媒体能看到这一点。“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让两种不同所有制经济都要发展，是互利共赢的模式。可以说，从混合所有制改革里，我们找到了国民共进的一条道路，既是中国特色的，也是我们对世界经济发展理论的一大贡献。
《财经》：这一段大家也有担心，搞混合所有制会不会就是又一次“公私合营”？
宋志平：建国初期的“公私合营”和今天的混合所有制，两者在方式上、目的上都是完全不同的。1956年搞公私合营，目标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把资本家变成劳动者，最后赎买这个私营企业。它是在民营企业加入公股，进行合营，后来给了民营企业家一点股息，到1966年股息刚刚给完，股息也很低。“公私合营”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和认识水平。今天搞混合所有制不是赎买政策，大家在公司制下都是平等的股东，自愿参与，共同发展，享受各自的利益，不存在谁进谁退的问题，是一种股份制的合作，是长期的互利共赢的一个公司体制。中央明确提出，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方向，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而是要扩大开放、深化改革。所以说，只要坚持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不会走回头路的，这一点大家不用担心。
“混改”不是要搞“国进民退”
《财经》：最近在盛传国企大举收购民企，大家担心搞混合所有制是否会“国进民退”。
宋志平：这其实是一种误会。国有企业都有规范的管理，清晰的战略和主业，都有严格的投资计划，没有盲目收购民企的动机。况且国企目前并没有扩张的意愿，尤其是央企，都在瘦身健体，提质增效，这两年已经压缩了20%的企业家数，不断压缩层级、去杠杆、降低资产负债，收购民企并不利于这些任务的完成。因此央企并没有收购民营上市公司的动机。最近有的地方政府希望地方国有企业出手救助民企也是好意，如果媒体传播国企在这个时刻是想国进民退、想吃掉民企等言论，可能会带来误读，本身也会阻碍国企对民企的帮助，会让民企更加困难。
同时，我认为国企和民企是孪生兄弟，需要互相帮助。像当年中国建材集团整合浙江水泥，并不是趁人之危，而确实是民营企业极度困难，包括银行的资金都面临颗粒无收，民营企业家一个家族的资金就投了一个水泥厂，打价格战已经打到亏损线以下，看不到出路。中国建材把它们统一起来，使价格合理恢复，在银行也做了担保，这样帮助民营企业从债务深渊里走出来，还留下了30%的股份，让大家做职业经理人，通过价格回升分到更多利润。南方水泥就是混改典型案例，这些民营企业的干部很齐心，我们一开会，会场500多人很多是原来民营企业的干将。我们当时投资100亿元，混改后前三年就赚回来了。我们后来再到北方、西南去整合，同样很受欢迎。事实证明，不是国进民退，也不是民进国退，而是国民共进。
《财经》：今年A股市场频现拟转让股权的上市公司。引人关注的是24家民营上市公司先后被国有资本接盘。民企实际控制人或大股东因被强制平仓而减持股票，甚至失去控制权。
宋志平：在部分公开的股票质押融资被强制平仓的案例中，民企的股权多由资金实力雄厚的国资接盘，这也是目前市场上再次出现了对“国进民退”担忧的其中一个原因。有媒体反映国资“抄底”收购民资上市公司，造成“国进民退”现象。其实这是一些地方政府希望国企帮助民企上市公司度过难关，这也是目前的特殊情况下不得已的一种安排，并不是谁在人为地推进国进民退。
《财经》：能不能把混合所有制企业和国企清晰地分开？
宋志平：改革初期，十五大、十六大召开的时候，国企改革采取股份制，当时希望通过股份制改革之后和告别传统的国企，真正成为市场主体，真正实现政企分开。大家开始都是这么改革的，采取了包括股份制改造、上市等措施，但是后来又出了一份文件，出现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国有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这样的概念，没想到一下把股份制企业又兜回原来国有企业的旧机制里面了。
我认为，现在有必要将纯国企的管理和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管理区分开来。在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原体制内的干部按照体制内的要求，原体制外的干部仍按照体制外的要求。
改革就是要动机制，释放活力。混合所有制不宜视同于传统的国有企业，毕竟混合了，里边有民营资本，如果又成了国有企业，那混合还有什么意义？混合所有制最重要的是把市场机制引进来。我老讲就像杂交物种，我以前插队的时候做过农业技术员，搞过育种。混合所有制最要紧的是继承国企和民企的优点，国企的实力、规范管理；民企的创新能力、市场能力、企业家精神等，如果继承了国企的缺点和民企的缺点，把国企里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弄进来，把民企里的不规范弄进来，弄出一个怪物，这企业就没法干了。这完全不符合我们改革的初心。
现在是推进“混改”的最好时机
《财经》：通过混合所有制的形式，是否可以一定程度化解民营企业当前的融资难题？
宋志平：关于民企融资难问题，大家容易解释成所有制的问题，其实国有企业在银行贷款也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容易，好像只要是国企，银行就自然给贷款。实际上，银行不良贷款压力不小，审核越来越严，国企也是靠信誉、靠三张报表，如果国企的报表不好，依然贷不到款。这么多年来，很多国企退出了市场，也恰恰是由于效益不好，信用不好，被迫退出了市场。无论是现在清理的僵尸企业，还是过去脱困退出的企业，都是因为最后融不到资，被迫退出的。中央和政府都很关心民营企业，对于民企融资难的问题，国家都有一些要求，要求金融机构都大力支持民营企业。站在国企的角度，我们也希望大力支持民营企业的融资，支持他们渡过难关。其实从国有企业资金链来看，民营企业占用了国企大量的应收款，从这一方面讲，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也给予了资金链上的客观支持。
现在民企遇到困难，需要国企帮助，需要通过国企交叉持股等方式解困。那怎么办呢？我常讲联合重组，联合重组并不是讲国有企业和民企一定要联合重组，而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进行大的行业整合，全世界都是这样做的。所以企业这种自然整合，是行业内在需求决定的，也能一定程度帮助民企渡过难关。
《财经》：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今年尤为突出。
宋志平：我遇到一家福建民企，当地的书记、市长带着来，讲你不帮忙，企业就做不下去了。这家企业业务方向和我们有协同，创新能力也不错，经研究我们也觉得还得支持，不然它明天就倒闭了。最后决定加入，但不能控股。因为控股就立即变成我们的公司了，我们现在正在清理公司、控制家数，所以我们做二股东，支持这家公司渡过难关。其实我猜想市场上大家讲的那20多家上市公司，可能大多是这种性质。现在民营企业的上市公司都把股票抵押贷款了，抵押的时候是高位，比如说股票10块钱做的抵押，现在3块钱了，需要补仓，如果不补仓，股票就被人拿走，所谓补仓就是说这7块钱你得补上，但是民企哪有钱呢？所以很多处在这种状态。
民企遇到融资困难怎么办？银行不好办，政府不好办，那还有谁呢？每个地方都有国企，地方政府不愿意看到这个民企倒闭，就千方百计地要么找地方国企，实在不行来找中央企业。你说政府“拉郎配”也好，一定是政府希望让国企在民企困难的时候拉一把，不希望民企公司倒闭，也不希望民企的投资者跑路。
《财经》：现在民营企业普遍面临困难，正式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好时机吗？
宋志平：经济形势有压力时，其实国企和民企都会面临困难，民营企业因为规模偏小，抵御风险的能力小些。可能这个时候，混合所有制更加有意义。搞混合所有制可以增加合力，增加市场的集中度，减少盲目竞争。其实全世界经济遇到压力时，企业都会本能的合并，只不过我们有个混合所有制优势。这个时候搞混合所有制是个多赢和共赢的局面，但这不等于要对民营企业强行收编，而是要坚持完全自愿的原则，混改时要最大限度的保留民营企业家的股权，同时引入民企的机制，让民企能够摆脱目前的困难，同时又能够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创造新的机会。国有资本入股民企，国有资本通过混合所有制帮助其渡过难关，民营企业经营状况好了，国有资本也可以退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双方自愿的改革，不是强迫的。
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是“一混就灵”
《财经》：现在大家对混合所有制有很大期待，混合所有制能否做到“一混就灵”？
宋志平：当前的国企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混合所有制是改革的突破口，但做好混合所有制改革也是一项有难度的工作，要结合实际做细做好。混合所有制不是一混就灵，也不能一混了之，关键是通过混合所有制引入市场化机制。现在大家都关注“混”，其实“混”起来容易“改”起来难，而重点又要落实在“改”字上。混合所有制企业关键是转换经营机制，既要发挥国有企业的实力，又要真能注入民营企业的活力，真正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我倡导一个公式，“国企的实力+民企的活力=企业的竞争力”，混合后关键要在机制上下功夫。
有好的所有制形态并不意味着就有好的机制。同样是混合企业，有的可以做得好，有的却做得不好，根本取决于机制。对于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我们应该把握两点：
一是减少行政管理干预，不要把它视同传统的国有企业来管理，应该视同市场化的股份公司进行管理，对混合进来的民营企业家也不要视同体制内的干部进行管理，应视同市场中的职业经理人进行管理；
二是要大力开展员工持股，探索共享经济，让所有者、经营者、员工都能享受企业的创富，能够实现均富和共富，让员工通过混合所有制真正受益，这也是发展混合所有制引入机制、释放活力最重要的方面。
《财经》：民间资本对现在的混合所有制之所以持观望态度甚至兴趣不大，有观点认为原因在于治理结构没有什么改变，有民营企业担心，国资体制和法人治理机制不够健全，缺乏市场机制，仍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企业高管考核、聘用、薪酬等方面市场化程度较低，干部管理方面还有诸多限制。如何实现资本混合后有效的公司治理？
宋志平：由于混合所有制企业大多脱胎于国有企业改革，公司治理不仅要解决所有者和运营者之间的利益制衡，也存在着政府和私人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协调。在现行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下，企业治理结构还带有一定的行政色彩。只有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统筹考虑，才有可能建立起市场化的治理机制。
很多企业家不希望又说成是“国有混合所有制”，而是希望混合所有制不要再戴顶国有这顶帽子，适合国有企业的，就“宜独则独”，没有必要非得去混；在混合所有制里则“宜控则控”“宜参则参”，不见得非得都是绝对控股。
混改后的企业应该在用人、考核、分配机制等方面加快改革。比如，应该做好职业经理人制度，按照市场水平让职业经理拿薪水；企业领导者也要发挥企业家精神，建立保护企业家的机制。如果过于行政化，这个企业是干不好的。
根据我的经验，要想真正吸引民营企业家积极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一定要端出真正的牛肉，做到利益共享，充分信任，让民营企业家能够说得上话，做得成事，真正感到这个平台能够干事创业，如鱼得水，有更好的机制，治理更加规范。
《财经》：国外有混合所有制吗？在国外是怎么看待的？
宋志平：在国外也有混合所有制，比如像法国的雷诺汽车和法国燃气公司都是既有国家股东也有非公资本。国际通行的做法中，一般是把国有股持有50%以上股份的企业才视同国有控股企业，而国有股低于50%的企业并不纳入国有控股企业。因此，我们也可以将国有绝对控股的企业视同国有企业管理，但也不应当作传统的国企，要积极引入市场机制；将现行的国有股相对控股、第一大股东和参股企业视同完全的市场化股份公司来看待。这样，很多竞争领域的上市公司就完全以市场化形式进行竞争，这是我们下一步应积极探索的。
我希望可以把绝大多数的上市公司视同市场化企业，因为绝大多数上市公司国有股不到50%，这些上市公司可以完全按照市场化股份公司方式运作。对企业管理、人员考核等，完成可以按市场化操作，应该给混合所有制企业留下一个市场化空间，这个很重要。也有利于为企业开辟更广阔的国际发展空间，为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带来巨大的机会。
《财经》：您在搞混合所有制的实践中，遇到过什么困难吗？
宋志平：我在做混合所有制时也遇到些困难，比如国企规定要收护照、登记个人财产等等，那些已经参与进来的民营企业的干部不少选择了退出。股东股份还有，但是他们原来的总经理不做了，退了就不是国企的干部，就不能收他护照，也不能登记财产。这些民企总经理退出引起了一些震动，因为搞混合所有制的一个初衷是引入民营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
当时针对这个问题，我曾给有关部门提出来，在有关涉及混合所有制的相关改策出台时，一定要考虑到混合所有制的特殊性，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宜简单从事。对于“混进来”的这些人，身份还应该视同市场化职业经理人，不能把民营企业家扣上了级别，给他套上了这个帽子，实际上从来没有给他任命过任何级别。在混合所有制企业中，民营企业家是带着资产来的，是资产经理人、资本经理人，不是靠行政的任命而来的。
《财经》：他是资本属性，跟国企的干部不是一个体系。
宋志平：对，不要把民营企业家的身份和国有企业的原有体制内的人的身份混淆了。
《财经》：所以在混合所有制的操作层一定要细化，让民营企业家有信心，消除顾虑。
宋志平：怎么增加大家的信心，肯定得有政策，这个政策是什么呢？对参与混合所有制的民营企业的人，不要套用国有企业的体制内的干部机制，不要套用国有企业的级别和身份。实际上对国有企业干部的一些要求，是沿用行政机关的党政人员的要求，把行政管理体制沿用到国有企业的管理上了。应该把国有相对控股企业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比做完全的市场化股份公司。比如说，中国建材集团肯定百分之百是国有企业，但是集团下面的上市公司就没必要，比如说集团的领导层要收护照、要登记财产、要受行政管理的限制，但下面的混合所制企业的经理就不一定再这样做了，也没必要，应该用市场的方式来约束他，这样彼此就有了信任，也有了信心。
民企如何选择合适的混合对象
《财经》：有民企说能参与到中国建材集团、中国医药集团是幸运的，但是，不是每一个国企老板都能这样做。今天谈混合所有制改革，民营企业家该如何甄别选择适合合作的国有企业？
宋志平：要知道橘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就得研究这个企业。其实研究一个企业只需要重点研究几件事：
第一，研究这个企业的领导人，研究他的思想和行为。民营企业跟它合作，他能不能包容；混合所有制的企业，敢把民营企业混进来，怎么保护民企？民企的安全感从何获得？这非常关键。民企愿意“带枪参加革命”（带着资本加入），三下五除二把人家盒子枪下了，搞得人家到时候净身出户，肯定不行。我做那些重组的时候，从内心先替对方考虑，理解对方的想法。中国建材集团和中国医药集团这些年能这样快速发展，恰恰得益于包容利他的文化。
第二，要了解这家国企的文化。这个企业是怎样的历史沿革，它的文化怎么样？你光了解这个领导人，如果这个领导人突然走了，你刚签了协议，换人了，这就很被动。如果这个企业的文化很好，这是合作的基础，即便是换将也不至于出大问题。
第三，要研究它的发展战略。这个国企的战略符合不符合你的发展思路，通过这场合作它能不能给你一些战略性的支持，如果给你一些战略性支持，你就可以做。如果给不了你战略性支持也是比较麻烦的。
《财经》：无论是中国建材集团还是中国医药集团，您混合了这么多民营企业，实际当时是担着风险的，为什么仍坚持搞混改探索？
宋志平：我常说要遵循规律做事。中国建材集团和中国医药集团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而且国际上都有很多成功案例。通过水泥整合，增加了行业集中度；通过医药分销网络整合，保障了医药的安全。顺着规律做的事没有大风险。为什么收水泥而不收别的企业，为什么做分销网络不是别的，是经过认真思考的，不是一时心血来潮。当然难度肯定是有的，为什么一定要做呢？这两家企业在央企里都是小企业，建材原来只有20多亿元收入、而且面临资不抵债的困境，作为企业领导者总是想着要改变企业的命运，所以走上了用混改方式发展的道路。
中国建材集团收购水泥是从2006年、2007年开始，中国医药集团建立医药分销网络是从2009年开始，那时候没有想太多的安全不安全，觉得经营企业决策对，就应该抓住机会做。但也有不少好心人提醒我，担心我做混改会有政治风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混合所有制概念推出来了，我一听，很高兴，心上的一块石头就落地了。老领导给我打电话，这不就是你一天到晚讲的那些东西吗？其实，那时候一心为企业谋发展，没有想过这么多。
中国建材集团和中国医药集团就是遵循规律、进行行业整合、通过混改做大的。当时中国水泥行业很散，一直打乱仗，需要一个整合者出现。中国建材自己建的厂很少，都是锁定一个区域进行大规模的整合。如果当时早点进入的话，大家都想鸡生蛋、蛋生鸡，晚点进入，被别人整合了就没有你的机会了，打乱仗的时候正好是进入的好时候。医药行业也一样，所以中国医药集团在全国建立了290个地级市的销售网点，当时各地搞医药销售的前三名都是民营企业，把大家重组在一起，一起干。
所以说混合所有制是市场的选择，应运而生，国有企业走上的这条路是一条有生命力的路。我觉得赫胥黎一句话说得好，真理伟大而能取胜，但是真理的取胜要经过漫长的时间。改革不容易，改革不像田园诗般的浪漫，改革从来是被倒逼的，改革是奔着问题来的，不改变的话我们无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混合所有制改革也是这样的，期待大家集思广益。混改是一个新路径、一个大方向， 现在我们既然认准了这条路就要坚定走下去，路会越走越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