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未来三年是国有企业改革“啃硬骨头”和“攻坚拔寨”的阶段。这个阶段首先要落实好国有企业改革顶层设计，抓紧研究制定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方案，明确提出改革的目标、时间表、路线图。如何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坚持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方向不动摇，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向纵深发展？本刊记者专访了国企改革的实践者、研究者——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中国建材和国药集团原董事长宋志平。
1、国企改革的成就与经验
记者：改革开放40多年间，国有企业经历了凤凰涅槃式的新生，极大地壮大了国有经济。请您谈谈国企改革的成就和经验？
宋志平：改革开放40多年，国有经济在快速发展。在2019年的世界500强中，中国上榜企业有129家，大陆有119家，国企有87家。有人认为世界500强是500大，不优也不强。我的看法是，国务院国资委成立之初，我国世界500强企业只有2家。由此看来，我们的进步是明显的，国企改革取得的成绩是很大的。国企改革的成就和经验有哪些呢？
其一，市场化改革，推动企业上市和混合所有制。今天中央企业70%的资产在上市公司，或者说我们主要参与竞争的都是上市公司，很少是国有独资公司。上市后，募集的大量资金用于支持公司的发展。如果没有上市，大多的国企和央企可能活不到今天。上市是我们做得非常正确的选择，当然当年上市的时候也是因为没有资金，才选择去上的市。上市以后，我们引入市场机制，就得按照上市公司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尽管没能完全做到政企分开，但毕竟和过去单一的国有企业不同了。任何政府部门都会想到这是一家上市公司，它还有很多股民，所以“上市”对我们来讲意义深远。
其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企业核心是董事会。外部董事占多数的董事会、薪酬制度改革等等，这对央企来讲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外部董事在董事会占多数是对的。《公司法》里只有董事，没有外部董事、独立董事、职工董事之分。董事最大的作用是促进企业发展，而不是在董事会里互相监督。应该由董事长做班长，组织董事们一起开好董事会。董事的来源可以是多元化的，通过来源调整董事结构，可以提高公司的规范治理，减少内部人控制。
其三，坚持主业和瘦身健体。这些年，国企、央企坚持主业的做法是对的。国资委主张央企三个主业为限，“一主两辅”。很多企业一见赚钱业务就想做，如果没有这个限制，这些企业今天都不知在做什么。在瘦身健体方面，央企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近三年，央企的下属企业减少近1.4万家。
其四，自主创新，大力推进转型升级。央企是创新的组织，一大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标志性重大科技成果、大国重器等都是由央企完成的。像中国建材有26家科研设计院，3.8万名科研人员，1.2万项专利。我国建材行业几乎所有的技术都是由中国建材提供的。
其五，走出去，开展“一带一路”业务。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国企、央企打头阵，比如架桥、修路、机场等基础建设都是国企、央企承接的。中国建材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了300多个水泥厂。全球65%的大型水泥厂是由中国建材建设的。30年前，中国的水泥设备等都是从跨国公司购买，而现在很多跨国公司都是从中国建材购买。此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然我们在“走出去”道路上，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也和跨国公司共同合作，共享机会。我们在进博会上签署相关合作协议，与ABB、施耐德等很多企业寻求合作，而不是“吃独食”。
其六，加强党建工作，把政治优势转化竞争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要把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和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结合起来，做到“两个一以贯之”。党建工作是国有企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也是特有的竞争优势。多年的工作表明，党建工作和企业经营水平息息相关。在企业里，党建工作做得好，企业经营发展就会做得好；党建工作做不好，企业经营发展往往也做不好，甚至乱象丛生。不少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都很羡慕国有企业里有党的领导。党建工作很重要，企业做大了用什么管理整个公司呢？实际上党建工作就是我们企业的政治文化。这些年整个市场环境净化了，党建引领企业政治文化功不可没。
2、国企与民企共进共赢
记者：混合所有制在国企的改革发展中是不是发挥了重要作用？请您谈谈对混合所有制的认识。
宋志平：国企改革40年，我们破解了一个世界性难题，就是国有经济和市场到底能不能结合。按照西方社会的回答是否定的，他们认为国有经济和市场是不能结合的。因为西方国家搞过国有化运动，也搞过私有化运动。20世纪80年代，密特朗总统上台后在法国搞国有化运动，后来右派又搞私有化运动，现在基本是私有化的体制。目前搞国有企业的，大多是一些小国家，效果并不是很好。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在做一个艰难的探索，到底国有经济和市场经济能不能结合起来，这一探索历经40年。
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发展混合所有制上升到基本经济制度重要实现形式的高度。这既是对多年来国企改革实践的总结和认可，也为新形势下深化国企改革指明了大方向和着力点。十九届四中全会又专门把混合所有制提出来，要求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增强国有经济的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也就是说，发展混合所有制仍然非常重要。这是一把金钥匙，是解决国有经济和市场经济相连接的纽带。
2013年成都举办的《财富》全球大会上，有场关于国企和私企的论坛，回答问题很有挑战，因为当时国企的舆论环境并不是很好。美国耶鲁大学的资深教授史蒂芬·罗奇做主持，他过去是摩根士丹利的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开始，罗奇就问我：“宋先生，您怎样理解让中国国企成为充分竞争市场中的一员？”“您认为20世纪90年代关于国企上市的这个决定，是不是推动中国企业提高竞争力的主要力量？”我说：“您的问题就是答案，中国的国企是经过这么多年改革的国企，是被上市了的国企，是混合所有制的国企。中国的国企和西方理解的国企是不一样的，和计划经济时期的国企也是不一样的。此国企非彼国企，此央企非彼央企。”
混合所有制能够解决四个问题。
第一，解决国有经济和市场接轨的问题。混合所有制用市场机制扩大了对国有经济的控制幅度，实现了保值增值，维护了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第二，解决国企的深化改革问题。社会资本的引入可以促进产权的多元化改革，推动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规范制度的建设，有利于进一步推动政企分开。实现所有者到位，可以推进经营团队建设和骨干持股、员工持股制度的建立，加快职业经理人队伍的建设。第三，解决社会资本进入国企部分特定业务的途径问题，使市场更加公平公开，同时促进我国民企的规范化管理和运作。第四，解决“国进民退”“国退民进”的长期纷争，国有和民营交叉持股、互相融合，建立“国企民企共进”和“国企民企共赢”的融合体系，形成经济发展的合力和正能量。
记者：前不久，您在一次论坛上提出“国企民企一家亲，试看天下谁能敌？”其实这也是对“国进民退”“国退民进”“民营经济离场论”“新的公私合营论”等一些奇谈怪论的有力回应。对此您怎么看待？
宋志平：之前社会上关于国企民企有很多争论。中国的经济是融合的经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是融合的关系。因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同发展，是两个“毫不动摇”。国有企业其中一项重要功能就是公益和保障，为整个社会经济搭台。在充分竞争领域里，国有企业采取的方式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就是和民营企业一起混合的方式。在公益和保障事业里，国有企业会无条件地来承担这些国家责任、社会责任。国企民企彼此优势互补、相得益彰。我们中国人懂得辩证思维和哲学思维，能够把两个看似不同的东西融合在一起。我们有阴阳，有太极，把“黑鱼”和“白鱼”有机地画在一起成为太极图。这是我们民族的特有智慧。
国企要学习民企的市场化意识、企业家精神，学习民企的内部机制。尤其是民企有天然的所有者，机制要比国企好。国企的所有者是代理人制度，有时候会出现所有者不到位的问题。现在国企全力以赴进行机制改革。机制革命是推开国企改革的最后一扇门。无论在体制方面，还是在制度方面，国企经过四十年的改革，今天已经成为市场的竞争主体。但是国企的内部机制还只是半市场化机制，改革远远没有到位。所以我们要学习民营企业，要把民营企业市场化的机制引入国有企业。我们要推动员工持股，推动经理层持股，推动科技分红和超额利润分红。相信只要把机制这课补上，我们国企也能够做好。今天我们讲共生和协同，实际上它并不仅是一种方式，而是一种观念、一种智慧，深层次表达了中华民族最高的境界：不仅要自己做好，还要大家都做好。
民企要向国企学些什么？我现在任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的会长，上市公司里三分之二是民企，三分之一是国企。最近一段时间，我接触了不少民企，和民企的董事长尤其是过去一年多遇到问题的董事长进行了深入交谈。我感到民企也有向国企学习的地方，可以吸取国企的一些经验，比如国企的战略思维、规范化管控、团队建设等等，都值得民企进行学习。比如主业管控，过去这段时间，一些民企在做业务的时候就脱离了主业，脱离了核心业务，盲目地扩张。国企民企的共生协同不仅包括经验方面的相互学习，也在生意的产业链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就是中国特色：国民共进。所以我说：“国企民企一家亲，试看天下谁能敌！”
3、中建材与国药改革的启示
记者：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积累了许多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经营管理的宝贵经验，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有了中国国有企业自己经营管理的方法论。这一点您是深有体会，因为您曾担任过中国建材和中国医药两大集团的董事长。管理好两个完全不相关的行业，靠的就是方法论。请您谈谈这方面的体会。
宋志平：我曾担任董事长的中国建材和国药集团都处在充分竞争领域，而且都是通过混合所有制快速发展起来的央企。中国建材的资金有75%来自社会资本，只有25%是国有资本。国药集团的资金有65%是社会资本，35%是国有资本。2014年年初，央视《对话》栏目做了一期我的专访，让我专门讲两家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的故事，并作为开年的第一期节目播出，取名为“尝鲜混合所有制”。节目里的几位现场嘉宾是中国建材和国药的民营企业家。
当初中国建材底子薄，基础差。这样一家企业如何获得发展资源、用什么方式做大做强呢？中国建材探索并践行了“央企市营”改革模式，通过与市场资源的联合和与社会资本的混合改变了自身命运。
与市场资源的联合，就是用联合重组的方法做水泥和大宗建材产品，按照南方水泥成立时习近平同志贺信提到的“战略整合、区域合作、联合发展”的方向，重组近千家企业，发展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水泥供应商，创造了世界水泥发展史上的奇迹。
与社会资本的混合，就是在发展中引入社会资本，采用市场化方式收购重组民营企业，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我们以400亿国有资本吸引1200亿社会资本，撬动近6000亿总资产，实现了以一定国有资本吸引大量社会资本进行发展的改革初衷，被誉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先行者和开拓者”。中国建材集团按照“央企实力+民企活力=企业竞争力”的混改公式、“规范运作、互利共赢、互相尊重、长期合作”的“十六字”混改方针、“混得适度、混得规范、混出效果”的混改原则，以“国民共进”方式进行企业市场化改革和行业结构调整，混合所有制覆盖面达80%。中国建材混改经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发展实践研究——以中国建材为例》入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实践经验总结课题。目前中国建材肩负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发展混合所有制、落实董事会职权、中央企业兼并重组、员工持股五项改革试点。
在我任国药董事长期间，把中国建材的行业整合和资本混合的经验成功复制过去。大家可能奇怪，建材和医药两个行业差别这么大，为什么选择了同样的发展模式。这就是我常讲的，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内在规律，从不同事物的内在规律中能提炼出很多相通的道理。把握了这些规律和相通的道理，就能有针对性地做出判断。建材和医药确实风马牛不相及，但这两个行业都处在充分竞争的领域，也都存在企业分散、集中度低、恶性竞争等特点。在医药销售领域，中国有两万多家小药商，而美国的医药销售、分销、配送市场完全由三家企业覆盖。相似的行业特点决定了相似的发展规律，国药集团也走上了市场化改革道路：2009年9月国药控股在香港上市，在资本市场融资60多亿港元，之后利用融到的资金在全国先后收购了600多家医药企业，覆盖全国290个地级市，打造出国家级医药健康平台。2013年，国药集团和建材集团一道，双双进入世界500强。
4、坚持国有企业改革方向
记者：当前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是什么？
宋志平：党的十八大以后，国企改革进入了新阶段。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改革的总纲领。这一轮改革更加注重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出台了1+N系列文件。当前政策体系、顶层设计和四梁八柱的大框架已经基本建立，改革措施百花齐放，改革试点亮点纷呈，对改革认识也不断深入。当前国企改革的目标仍是把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跟市场接轨，实现国有资本和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经过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大量探索，基本解决了这个难题，就是做好国企体制、制度、机制改革的三件事。体制改革就是处理好国有经济、国有资本、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国资委管资本，国家出资企业管股权，被投资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开展市场化运营，建立起三层国资监管体制。制度改革就是完善国企运作的方式，处理好所有者、经营者、决策者、执行者之间的关系，建设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机制改革就是优化企业效益和经营者、劳动者利益之间的关系。现在在体制、制度改革上都有比较清晰的办法，要在机制改革上进一步发力，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十九届四中全会特别强调，“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劳动、技术、管理和资本一样都是生产要素，要按照各自贡献来决定报酬，这为机制改革打开了“天窗”。什么是机制呢？就是企业效益和经营者、员工利益正相关的关系。有关系就是有机制，没关系就没有机制。我二十多年前在北新当厂长时，提出“工资年年涨，房子年年盖”，一下子把一个濒临倒闭的企业带成了一个优秀的上市公司。无数事实证明，没有机制，神仙也做不好企业，有了机制做企业不需要神仙。机制属于治理范畴，是企业重要的分配制度。无论企业是什么所有制、规模多大，有机制才能发展好，没有机制很难生存。
1975年，美国大企业圆桌会议提出了股东利益最大化，这些年一直作为企业的经营原则。现在来看，股东利益最大化是有助于提升效率的，但是过度则使得加速两极分化。20世纪50年代前，西方主要国家收入差距很大，收入最高的1%的人占有20%的收入。50年代—80年代这段时间，随着技术发展、职业经理人和中产阶级的崛起，美国、欧洲，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社会公平度增加了,收入最高的1%的人占有收入降到6%~12%。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起，贫富差距又拉大了。当前在美国，前10%的人掌握了50%的财富。这就说明分配的规则出了问题，应该要重新修改规则。最近美国大企业圆桌会议发表声明，说过去我们错了！企业应该惠顾所有利益相关者，尤其是要提高企业劳动者的收入。
我国现在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房价这么高，普通员工靠工资性收入买不起房。只能靠机制改革，做一些财富上的共享。所以，我们必须理性看待财富，把公平放在重要位置，建立共享平台，建立经营者、劳动者、国有股东的正相关关系，将财富让渡一部分。今天在考虑分配的时候，既要照顾到所有者，也要照顾到经营者和劳动者。企业进行财富分配的时候，要在三者之间进行平衡，既要考虑到所有者，让所有者获得远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的回报，所有者才会增加投资，扩大再生产。又要奖励优秀的经营者，让他们尽心尽力做好经营，把握市场机遇，做出正确决策，把企业经营好。同时要考虑到广大的职工群众，因为企业的财富都是他们劳动创造的。这三者之间要真的达到很好的平衡，就要有共享机制。通过共享机制，员工可以共享自己的改革发展成果，凭诚实劳动多获得一些收益。企业效益好了，所有者就会赚得更多。
2018年我到华为拜访任正非，跟他进行了一次畅谈。华为为什么崛起了呢？我觉得是两点：一是华为有任正非这样一个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二是华为有“财散人聚”的机制，把财富更多地分给干部和员工，从而增加了企业的凝聚力。任正非告诉我说，华为的机制就是分享，所有者分一份财富，经营者和管理者分三份。所谓资本都在他们这些经营者和技术骨干的脑壳里。华为是近乎全员持股的公司，它把股权和能力、贡献和年薪很好地结合起来，增强了企业的向心力和亲和力，提高了企业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2018年我也到万华公司调研。万华是山东烟台的一个国有小企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居然成为了中国的“巴斯夫”，一年做到了640亿元的收入，164亿元的利润。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6月13日视察万华烟台工业园，并在那里讲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谁说国企搞不好，要搞好就一定要改革，抱残守缺不行，改革能成功，就能变成现代企业。”总书记这段话说国企是可以搞好的，但必须改革才能搞好，改革能成功，才能成为现代企业。
万华是怎么成功的呢？正是建立了共享机制。万华的股权结构中国有股占20.6%，员工持股占20%，剩下的是散户。同时，万华的科技分红做得很好，谁的技术创造了效益，公司拿出效益的15%奖励相关技术人员，而且一分就是五年。恰恰是因为这种机制，万华成为了我们国家国企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全球化工领域里一个高端的化工厂。大家戴的树脂眼镜片，全世界只有3家公司能做，其中就有万华。为什么万华做得出来呢？就是因为共享的机制。
华为和万华的成功启示我们，无论何种企业都得进行机制革命。机制并不只是民营企业有，民营企业华为靠机制能做好，国有企业万华靠机制也能做好。
5、叫响国有企业家品牌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有这样一种现象，好像一提到企业家，大家纷纷把目光聚焦到民营企业家身上。而对于国有企业中的优秀企业家，我们好像并不怎么提及。我们更习惯于把国有企业的企业家当做官员看待。您就敢理直气壮地承认自己是“国有企业家”。我认为，当下我们应该大力推塑国有企业的企业家，要叫响这个品牌。对此，您怎么看？
宋志平：长期以来，围绕国有企业有无企业家，学术界争论不休。改革开放后，我们开始把敢于改革传统体制的国企领导人称作企业家，后来把成功的民营企业带头人当做企业家。也有一段时间不提企业家，只提企业创业者，其实这是“企业家”这个词汇的英文直译。近些年，国有企业家常常不被认可，参加一些活动时，我常被问到“你认为自己是企业家吗？”一些学者认为，企业家应是白手起家的创业者，民营企业有企业家，而国有企业的领导人是靠“红字头”任命的，不应该叫企业家。事实上，国有企业是有企业家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企业在改革的洗礼中浴火重生，孕育和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国有企业家。这些国有企业家肩负使命，坚守实业，突破资本、市场、技术、人才等重重困难，创造了享誉全球的中国制造，为国家创造了巨大财富。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1月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提出“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国有企业家既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中涌现的，也是他们在领导企业改革发展中练就的。他们大多从基层做起，一步一个脚印走上领导岗位；他们大多经受过困难的磨炼，以坚韧的担当带领企业勇往直前；他们大多淡泊名利，用甘于奉献的精神赢得职工群众的信赖。每个国有企业家的成长经历都是一部光荣的创业史，每一家国有企业的成功都浸透着他们巨大的付出和艰辛的汗水。
经营好国有企业是一件十分辛苦的工作。国有企业家常常要面对传统体制和市场机制的双重压力。社会上一些人对国有企业家还缺乏应有的理解，误以为国有企业盈利全是靠垄断。其实，国有企业在经营中要面对各种市场风险，同时还要面对一些固有的体制机制问题。国有企业家只有大胆创新、锐意改革才能使企业焕发活力。因此，他们要有强大的心理承受力、敢于决策的担当力、抢抓机遇的爆发力、引领职工的感召力。有这些特质的国有企业家不是一般的企业经营者，他们首先必须是改革者和创新者。
国有企业家是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宝贵财富，是难得的经济人才。国有企业家要完成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承担市场不确定性的风险，肩负着经济责任、社会责任、政治责任和国家责任。他们是多重目标任务的承担者，因而更需要社会的关心和爱护。对于国有企业家要责权利相统一，要调动国有企业家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就要在政治上爱护、工作上帮助、生活上关心，让他们放下包袱、为他们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安身、安业。
关心和爱护国有企业家，需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充分认识国有企业家的历史贡献和发展规律。二是按照改革要求，强化国有企业家的经营决策权。三是为国企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充分理解国有企业家的工作难度，坚定支持他们的改革创新，宽容他们在经营中的正常失误，增加他们前进的勇气。四是加快队伍建设，使国有企业家成为听党指挥、勇担国家使命和社会责任的先锋队。五是充分信任，做好服务，解决好生活待遇等问题。大多数国企领导人工作时兢兢业业，承担着很大的压力与责任，退休后领取社保养老金，去医院看病也要排队挂号。因此要给予国有企业家关心和温暖，让他们全身心投入工作，消除后顾之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