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一年四季来比喻传统水泥销售的四个季度，那一季度无疑是一年中的“寒冬”。天寒地冻，加之春节假期的影响，一季度无论是销量还是价格都跌入谷底。然而，2018年行业却“一反常态”。
从已经公布一季度预报和快报的水泥上市公司来看，不同于往年亏损的局面，盈利成为主旋律。对于驱动因素，多家公司表示“水泥销售价格较去年同期增长”。3月31日全国水泥价格指数报收132.03点，相较于去年同期有近24%的增幅。
种种迹象进一步预示了2018年，水泥行情进一步攀升，行业信心持续加码。一直以来，西南区域是我国水泥行业卧虎藏龙之地，竞争异常激烈，四川又是该区域的代表。探究四川水泥市场对于展望全国市场具有借鉴意义。
近日，中国水泥网来到四川省星船城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星船城”），该公司销售副总经理刘洪川接受采访。星船城作为四川本土水泥强企，现拥有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8条，年产能1200万吨，熟料产能位列全国30强。
错峰、城建多因素推动市场态势持续向好
四川全省现有水泥企业157家,其中新型干法企业92家、粉磨站66家。新型干法生产线114条，熟料产能11150万吨，产能达到500万吨以上的大企业达到九家。有业内人士认为企业众多，竞争激烈是导致四川省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水泥价格无法跟上全国涨幅的原因，但从去年年底开始，四川水泥价格进入上升周期。
刘洪川表示：“从去年年底开始，在政府引导，协会主导下，川渝地区开始进一步推行错峰生产。错峰并非为了分割市场，而是促进企业间竞争更加有序，从一个方面拉动了水泥价格上升。”
对于4月11日国家生态环境部规划院大气部主任雷宇在相关会议上的发言，或将“2+26”城市的成功经验向全国其他地区推广。刘洪川表示赞同，他认为当前错峰生产是非常有必要的。“川渝今年应该会进一步加强错峰生产的力度，执行和监督都将更加严格。”
和东北不足50%的产能发挥率地相比，四川省目前产能利用率还可以达到60%以上，刘洪川认为“在全国看并不算差”。这与该省水泥协会会长、西南水泥执行总裁白彦在“第十九届中国国际水泥技术及装备展览会”开幕式上给出的数据相近。
除了错峰为行业企业带来的积极因素，刘洪川从水泥需求端进行阐述，同样看好为了地区发展态势。
“相较于全国其他地区，2018年川渝水泥需求将延续去年的态势。以成都为例，虽然房地产总体来看有萎缩的倾向，但城镇化建设加速，将填补这部分需求空缺。”刘洪川说。2017年7月，成都市政府宣布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布局形态，积极推进东进战略，城市布局由原来的“两山夹一城”转变为“一山连两翼”，推动城市由单极发展向双城时代迈进。
提高环保标准、取消32.5标号水泥 多措施推进去产能
据统计，四川全省水泥产能17000万吨,过剩大约35%。如何化解产能过剩成为行业共同关心的问题。对此，刘洪川表示去产能要从错峰生产、提高环保标准、取消32.5标号水泥等多个方面，多个角度着手。
“虽然当前全国范围内推行的错峰生产其实并非去产能，而是去产量，化解产量过剩。但是这是去产能的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之一。错峰生产有利于避免市场的恶性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更加有序。良好的市场环境，使企业得以盈利，积蓄资本。”刘洪川认为，“之所以当前去产能政策措施一直无法推行与企业‘缺钱’有很大的关系。例如产能关停后，人员安置等都需要大量的资金。企业转型升级，环保设备改造升级等都需要资本的支持。”
刘洪川还表示逐步收紧环保排放指标也是去产能的一大手段。“无论是缩减生产线的规模，还是严格排放指标，都属于刚性去产能的一种。这需要国家层面出台一系列措施，加速产业升级。一方面强制关停不达标的企业，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企业由于成本等因素自我退出。”
取消32.5复合水泥被不少行业认识认为是去产能的一大抓手，同时也是推动行业迈向高端的客观要求。2017年9月，工信部在官网公布了《通用硅酸盐水泥》强制性国家标准修改单报批公示。即取消32.5R强度等级的复合硅酸盐水泥，这标志着向全面取消32.5等级水泥更进一步。
刘洪川同样认为取消32.5复合水泥是化解产能过剩工作中不可或缺的措施。“四川民用市场巨大，取消32.5对于去产能将产生积极效果。同时有助于提高工程、建筑质量。”随后，刘洪川提出对于如何更好的取消32.5水泥多点建议。
他认为，首先建筑和建设等不同行业单位的标准要与取消32.5相适应，这才有利于政策落实更加彻底。其次便是区域间的联动性，国内多数市场都是较为开放的，如果不能全面落实相关政策，实施效果将大打折扣。“总体来看，取消32.5水泥任务艰巨，工作量巨大。但是也是目前唯一看得见、摸得着的去产能手段。”
今年年初，中国水泥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中国联合水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崔星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今年水泥行业利润将实现大幅度的增长，超过1200亿是大概率事件。
刘洪川对今年水泥超利润目标持乐观态度。“总体形式看好，但是这也取决于行业能否在错峰生产、结构调整等国家政策的引导下推进工作，营造一个良好的市场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