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华盛顿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年会期间，在G30国际银行业研讨会上就中国经济前景发表演讲，主要内容如下：
过去几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自此前高于10%降至2012年的8%左右以后，继续降至2016年的6.7%。但今年以来经济增长动能有所回升，上半年GDP增速达6.9%，下半年有望实现7%。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家庭部门消费的快速增长，1-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4%，消费对象逐渐从传统的商品转向服务，因此服务业发展加快，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15年前的约40%上升为当前的55%。经济增长促使就业整体保持稳定，1-8月新增城镇就业约1000万人。这也是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需要保持的就业增长速度。同时，CPI同比增长1.8%，PPI增长6.3%，名义GDP增速达9.5%。
从货币供应和信贷数据看，今年初以来，中国已进入去杠杆进程，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速持续放缓，当前已低于9%。整体杠杆率开始出现下降。虽然幅度不大，但趋势已经形成。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对危机，所以在2009年后的两年内中国债务占GDP的比重大幅上升，但这是值得的，因为中国经济很快从危机中恢复。现在，中国需要将杠杆率降下来。
得益于外部环境的改善，今年以来中国进出口表现较好，商品贸易顺差为4000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0%，但进口、特别是服务业进口增长较快，经常项目顺差预计今年占GDP比例将降至1.2%。从国际比较看，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程度较低。
关于去杠杆。中国的整体宏观杠杆率较高。分部门看，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并不高；居民部门债务占GDP的比例仍然处于低位，但增长较快；主要的问题是企业部门债务占GDP的比例较高。得益于低利率环境，当前偿债率仍较为合理。很多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企业会有这么高的杠杆率，为什么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愿意给企业提供这么多贷款。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很多经济学家指出的，中国地方政府通过各种融资平台借款，形成了较多的债务，这在统计上体现为企业部门债务，会导致企业部门债务高估。如果将这部分统计为政府债务，企业部门债务会大幅下降，政府债务相应上升，这种债务结构也更加平衡。因此，看待中国的杠杆率，不仅要看国有企业等企业部门债务和银行信贷问题，还应重视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而后者与推动城镇化进程有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四条款磋商团队也向我们提出建议，应认真研究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责任划分。
关于产能过剩和城镇化。中国已开始削减钢铁和水泥行业的过剩产能。这些行业产能过剩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城镇化进程很快，这两者都需要大量钢铁和水泥。中国的基础设施已得到很大改善，但城镇化进程还在进行中。从登记户籍人口来看，目前城镇化率仅为40%左右；但根据人口调查统计结果，城镇化率约为50%；如果使用样本分析法统计在城镇居住满六个月的人口数量，则城镇化率为57%。这意味着仍有大量农民正在向城市迁徙，虽然这些人可能已在城市找到工作，但尚未在城市落户安家。因此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仍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导致对钢铁和水泥的需求较大。中国政府希望推动结构改革和优化，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因此自愿削减10%的钢铁和水泥产能。目前，去产能已经取得了积极效果，预计能完成既定目标。
关于比较优势转移，现在中国许多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已向东盟及东南亚地区转移，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投资者去非洲投资，将部分产业转移至非洲。所以服务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占比越来越大，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但仍存在服务业竞争力不够的问题。虽然有一些优势产业，但医疗教育等行业仍较为薄弱，仍需进一步努力。
关于金融稳定。今年7月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定成立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未来将重点关注四方面问题。一是影子银行。事实上我们已于两年前开始着手应对这一问题，目前已取得积极进展，许多影子银行业务已回归银行部门，被纳入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二是资产管理行业。这一问题较为复杂，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三家分业监管的监管机构针对同一资产管理行为可能有不同的监管规定，我们同意金融稳定理事会的相关建议，应理顺和精简对资管行业的监管。三是互联网金融。目前许多科技公司开始提供金融产品，有些公司取得了牌照，但有些没有任何牌照却仍然提供信贷和支付服务、出售保险产品，这可能会带来竞争问题和金融稳定风险。四是金融控股公司。我们观察到，一些大型私人企业通过并购获得各种金融服务牌照，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控股公司，其间可能存在关联交易等违法行为，而我们对这些跨部门交易尚没有相应的监管政策。
未来我们将进一步深化改革，逐步推动经济去杠杆。同时，加强金融监管协调，推动金融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维护金融稳定。
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OMFIF）主席David Marsh提问：有人说当前全球存在“领导力真空”，您是否认为此时是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增强领导力的时刻？您在演讲中提到了中国经济的各种积极表现，这似乎为讨论储备货币体系改革、特别提款权的作用、货币互换机制常态化等问题时推动中国主张提供了一个契机。
答：近几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在国际经济治理中开始发挥一定作用，包括参与储备货币体系改革以及贸易与金融稳定等政策的制定工作。但中国目前仍重点关注解决国内问题，包括如何继续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监管改革等，从而跟上全球发展步伐。
很高兴看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这令人鼓舞，也会激励中国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更好发挥人民币作为可自由使用货币的作用。虽然中国更积极地加强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以及金融稳定理事会的合作，参与了标准制定工作，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货币互换是全球金融危机的意外产物。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伊始，由于缺乏硬通货，银行发展代理行关系也面临困难，周边国家提出与中国签署本币互换协议，支持区域贸易发展与便利化。起初是韩国、东盟和中亚一些经济体，后来逐步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例如阿根廷、乌克兰和埃及等。因此，货币互换机制可以说是金融危机的意外产物。中国支持进一步发展全球安全网，这可能比双边安排更为有效。
花旗银行前总裁Bill Rhodes提问：去年您曾对中国债务占GDP之比上升表示担忧，但感觉您今年对中国债务问题比较乐观，中国政府目前正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债务问题。不知道上述判断是否正确？
答：关于债务问题，应当看到，在城镇化过程中，存在财政透明度不高、政府间财政关系有待理顺、缺乏明确的财政纪律约束地方政府等问题，因此金融市场对地方政府债的定价存在扭曲，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提供贷款的定价也存在扭曲，这导致商业银行和金融部门低估了地方政府财政风险。相信这些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金融市场会变得更加透明、健康。今年7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也强调要重视政府债务风险，同时也应看到，与私人部门债务和外债相比，政府债务风险较低，我们将通过推进财政改革积极应对有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