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晚，由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东方战略与领导力研究中心、新华网思客联合主办的“北大国发院博士论坛”第33期成功举办。宋志平董事长作为特邀嘉宾发表题为“企业家精神与中国新商道”的精彩演讲，并与北大著名管理学家陈春花教授、主持人宫玉振教授进行了深度对话。论坛由北大国发院管理博士项目主任张宇伟主持，百余位师生及媒体代表到场聆听。以下是演讲和对话实录。
今天非常高兴能在北大国发院的讲台上和大家进行交流，也很高兴能和陈春花老师一起跟大家讨论问题。过去这些年，中国建材集团的领导班子曾集体学习过陈春花老师的书《我读管理经典》。我以前没见过陈老师，还曾想要不要去华南理工大学向她请教问题，没想到她来了北大，我也来了北大，所以心里特别高兴。今天这个论坛的主题是“企业家精神与中国新商道”，我觉得这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是两个题目，下面分开跟大家说说我的一些看法。
企业家精神
提到企业家精神，首先要明确一个问题，谁是企业家？
这个问题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并不简单。是不是很富有的人就是企业家呢？是不是企业的大领导人就是企业家呢？我觉得，那些真正有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的、为社会创造价值的企业领导人才是企业家。一个企业家，不管来自民营企业，还是来自国有企业或是外资企业，和所有制没有什么关系，只要你有创新意识，你就是企业家。我觉得应该这么来看待。不少人说，国有企业没有企业家，这个推论的理由很简单：只有那些白手起家创造出来一个企业帝国的人才是企业家，国有企业是国家出资的，不是个人创造的，国有企业的领导人是一纸任命的，凭什么说是企业家呢？其实我也经常想这个问题，我觉得一纸任命的企业领导人，也有不少是企业家。
拿我本人来讲，38年前，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新建材工厂做技术员，从技术员一步一步做到厂长，做了十年厂长后被任命为中国建材一把手，到今天已做了15年。2009年到2014年的这五年，我还同时做了中国建材和国药集团的董事长。我在北新建材做厂长的时候，工厂揭不开锅，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当时我觉得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工人们都冷漠了。在过去那种传统体制下的国企中，干和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所以大家都冷漠了。我记得学MBA时，老师说什么叫冷漠，举个例子讲，就是我们有一个鱼缸，鱼缸中间有块玻璃，把吃鱼的鱼和被吃的鱼放在两边，吃鱼的鱼总撞玻璃，可总也吃不到，把中间的玻璃板拿掉后，两种鱼居然和平共处了，为什么呢？因为吃鱼的鱼认为肯定吃不到鱼就放弃了，老师说这个就是冷漠。我不觉得这个实验是真的，但是从中却能够理解什么是冷漠。
我当厂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点燃员工心中的火。我问员工，你们最缺什么？他们说，宋总，我们没有房子住。我说还有什么问题？他们说，我们的工资太低。我说所有的这些都是靠咱们大家挣来的，房子的钥匙在谁手里呢？在大家手里。之后我提出一个口号叫“房子年年盖，工资年年涨”。我在北新一共做了十年厂长，盖了12栋宿舍楼，人均工资在西三旗那个地方是最高的，北新建材还上了市，现在是全球最大的新型建材企业。
2002年，我到中国建材集团担任总经理，当时集团的营业收入只有20多亿，资不抵债，我上任那一天，就在主席台上，我的办公室主任跑上来递了一张纸，我一看是法院冻结公司所有资产的通知单。当时我把这张通知单轻轻盖上，因为我一会儿要发表就职演讲，情绪不能受干扰。从那个时候到现在的十几年时间，中国建材集团发生了巨变，收入超过2700亿。2009年我去国药担任董事长，去的时候是国药是360亿收入，到2014年我走的时候做到了2500亿的收入。为什么跟大家回忆这些历史？大家听了之后，觉得宋志平算不算企业家呢？其实，不是说我多么优秀，在国有企业里，像我这样的人、比我做得更好的人比比皆是。作为国企领导人，他们创造的财富不归他们个人所有，但他们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他们也是企业家。但是，也不是说有一纸任命的人就都是企业家，即使你的企业再大，即使你被任命了，如果你没有创新意识，没有为企业创造价值，而是行政长官型的，那就不是企业家。同时，即便你拥有很多财富，但是没有创新，也不能算作企业家，大富翁不见得都是企业家。所以，企业家不分所有制，在企业里勇于创新的、为社会创造巨大价值的人就是企业家。
第 二个问题，什么是企业家精神？
关于这一点，不同的书里有不同的说法。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精神，一个是创新精神，一个是冒险精神。但德鲁克先生认为，企业家最大的特点是创新和把握机遇，他认为冒险不应该是企业家的选项，他认为企业家应该本能地去减少风险。这是他的看法。
最近我读了赫尔曼·西蒙写的《隐形冠军》，我也在北京电视台推荐了这本书。西蒙认为企业家应该有五个特点：第一点是命运共同体，就是企业家把自己和企业作为命运共同体，两者是一致的，是不可分离的；第二点是专心致志，做事能够一心一意；第三点是勇敢无畏，企业家不是冒险家，但有强烈的进取心，有敢打敢拼的勇气，认准的事情会一往无前；第四点是持之以恒，无论年轻还是年老，一直都生龙活虎，而且非常有毅力；第五点是激励员工，企业家要能够点燃别人，因为企业家不可能一个人做事，要靠一个团队，要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这五点我很赞成。
大家可能会说，宋总你赞成这么多，你自己觉得什么是企业家精神呢？我概括了三点：
第一点，创新精神，能够在企业里做一些改变，我觉得这个是共同的。
第二点，我认为是坚守，要能够持之以恒地在企业做事。做企业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要想深入了解一个企业以及企业的业务、产品、技术等，没有10年不行；要想做到彻底掌握，运用自如，那可能要20年时间；要做到极致，做到全球第一，可能要30年时间。可见，做企业是个苦差事，是个很漫长的过程，你能不能坚守下来非常重要。所以我常说，不能把企业当做个跳板，应该把做企业、做企业家，作为自己终身的职业，坚持做下去。即使这样做，你能不能做得好还不知道，如果三心二意一定做不好。稻盛和夫讲，他当年做京瓷的时候，很多聪明人、很多很灵活的人都走了，留下了一些很木讷的人把企业做到世界五百强。就是说，企业家需要坚持和坚守，需要专心致志，心无旁鹜。前几年日本有部热播电视剧《阿正》，讲的是三得利公司做威士忌的故事，三得利通过三代人的努力才做出全球品牌第一的威士忌。像中国建材旗下的北新建材，做“龙牌”石膏板40年了，现在做到了全球规模最大，质量、品牌都非常过硬，产品价格也比跨国公司同类产品高20%，这在中国的产品中是很少见的。中国建材还有一家公司中国巨石，是做玻璃纤维的，玻璃纤维是做游艇、汽车玻璃钢的材料，也是做了40年才做到全球第一，效益最好。中国巨石的企业家叫张毓强，很有性格，他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晚上12点才睡觉，睁开眼睛就想玻璃纤维这点事，几十年如一日，所以我称他为“痴迷者”。
[Page]做企业有两件事非常重要，第一件事是选业务，一些企业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选来选去没选对业务，更没有坚持下来，企业三弄两弄就垮掉了。第二件事是能不能选对人，甚至选对人比选对业务还重要，这个人是什么人呢，就是“痴迷者”。如果能选对一个痴迷者，这事十有八九就成功了。什么叫痴迷者？就是早晨六点钟起来就想这件事，晚上12点还在想，半夜两点钟醒了依然在想。不是这种精神，怎么能把事情做到最好呢？所以做企业家真的是苦差事。
第三点，我认为企业家精神是兼济天下的精神，企业家要有社会责任、家国情怀。近代以来，中国的企业家一直是前赴后继，围绕实业报国、振兴中华这个核心主题不懈奋斗。晚清时期，国家积贫积弱，饱受帝国主义欺凌，一批仁人志士学习西方，掀起洋务运动；到了民国时代，民族资产阶级开展实业救国；建国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大群企业家以牺牲精神振兴民族工业；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企业和企业家队伍都取得了长足发展。改革开放之后的这个阶段可以再分一下，早期的步鑫生、马胜利、褚时健等一批企业家，他们的特点是敢于改革传统国有体制，引领了那个时代的发展；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一批精英下海创业，很多民营企业创业者成为企业家；现在到了互联网时代、双创时代，又有大批年轻人创新创业，从做小微企业开始，形成了一个企业家的洪流。到今天可以说，我们国家已经形成了浩浩荡荡的企业家队伍，这是我们国家强盛之所在，国民经济基础之所在，企业家强则经济强，企业家强则国家强。
习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讲，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我觉得这是一个高度的概括，今天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真正的动力和源泉，实际上是我们日益强大的企业家队伍。今天上午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也专门提到了“弘扬企业家精神”。
怎么理解企业家的家国情怀，兼济天下的精神呢？我觉得企业家不是一般的财富拥有者，他应该是关心社会、给予社会最大回馈的人。2012年我被选为中央电视台年度经济人物，当年被评为终身成就奖的是郭鹤年老先生，郭老当时89岁，他给了年轻人几点忠告：一是专注，要聚焦、要专心致志地做事；二是有耐心；三是有了成绩后要格外当心，成功也是失败之母；四是有了财富要回馈社会，而且越多越好。什么是越多越好呢。我理解，企业家不光要拥有财富，更要从穷到富，再从富到贵。有人说，中国的企业家有财富，但是缺少贵族精神。贵族精神是什么？一方面贵族确实拥有财富，另一方面贵族还要有牺牲精神。英国和阿根廷为福克兰群岛作战时，英国的查尔斯王子还亲自上舰打仗，有一炮还打到他的舰上去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觉得，企业家应该兼济天下，不是自己富了就行了，而是要考虑怎么照顾到更多的人。
刚才主持人讲到中国建材集团的贡献，2016年我们的销售收入为2700亿、社会贡献值却有近600亿，其中上交税收154亿，支付银行利息160亿，为25万名员工提供就业并支付薪酬201亿，此外还为国家创造了81亿元的利润。我们很看重对社会的贡献。作为国企来讲，为国家赚钱，实现保值增值是必须做到的，同时，我们还要去想能够养活多少个家庭，因为中国建材的存在，使多少家庭能幸福生活，使大家能够安居乐业，多少个屋檐下有孩子的欢笑，这也是我们应该考虑的。我们把多交多少税作为我们的荣耀，多提供多少就业作为我们的荣耀，我觉得这也是企业家精神。
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特别需要企业家精神，为什么？大家知道我们国家现在正在转型，我们已进入到后工业时代，几乎所有的产业都过剩，亟需调整。同时在国际上，美国强力回归实业，特朗普呼吁“美国优先”“美国制造”“美国人用美国货”，欧洲在加快实施“再工业化”，这跟过去30年是完全不同的环境，我们遇到的问题和压力很大。过去我们有低成本优势，但今天这种优势已经渐行渐远，再用过去那种传统的增长方式做不下去了，我们必须创新，必须变化。创新变化靠谁来做？要靠企业家带着大家做。创新变化是什么？就是企业家精神的实质。为什么中央这个时候要反复提倡企业家精神？因为这是我们时代的需求。
中国新商道
关于“中国新商道”这个命题，我探索得不多，可能一会儿陈老师会讲清楚，我能想到的有几个问题。
新商道，“新”从何来呢？
“新”是一种中国自信。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人应该建立自己的商道、管理理论、经营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基本是向西方人学习的，学习西方的企业家，像美国的哈默、艾柯卡，日本的松下幸之助、稻盛和夫等，我们是读他们的书过来的。美国当年为什么出了那么多英雄，后来为什么日本冒出一大批企业家，那是因为这些国家经济的繁荣。我觉得现在应该是中国企业家总结自己的商道的时候了，不是说不再学艾柯卡、松下幸之助等国外企业家，而是说我们要有自己的艾柯卡，自己的松下幸之助，我们应该把自己的发展经验概括出来。怎么概括呢？我觉得有三个来源：一是中国五千年古老而灿烂的文化，我们应该从孔子、老子等先贤那里继承智慧，用于今天的企业经营；二是结合中国实际，向发达国家的企业家学习；三是从今天中国鲜活的市场经济、企业实践中高度概括成功经验，我们现在有世界一流的企业和一流的企业家，我们今天不输给外国企业家。现在国家在讲制造业迈向中高端，而在建材领域，我们是从中高端迈向高端，像水泥制造、玻璃制造、新型建材制造，无论从技术到装备，我们都是世界一流的。30年前，我们是从国外进口设备，30年后的今天，全世界包括跨国公司都在买中国的装备。可以说，我们从过去的跟跑者后来变为并跑者，现在逐渐到了领跑的阶段。我们的企业家已经创造出了可歌可泣的成绩。
前几天我接待了一位美国的大企业家，陪他到我的工厂去看，从进门到出门，他的面部表情在急剧变化，因为他想不到中国有这么好的工厂，我们的很多工厂已经智能化了。虽然今天我们还要向德国工业4.0学习，但是我们应该肯定自己的成绩，我们今天在很多方面已经走在前面了，就是华为任正非讲的“前面空无一人”了。跟跑的时候没面子，但是至少前面有人带着跑；并跑的时候有点难受，旁边有个人老跟你一起竞赛；领跑的时候很孤独，当然压力也更大。在座很多都是搞管理的老师，我们应该很好地总结总结我们自己的企业家，总结总结他们的创业生涯，总结总结他们的内心感受，总结总结他们的成就经验。我觉得最为年轻一代受用的、最好用的东西也是这些内容。所以说，中国有自己的商道，我们要很好地去总结。
新商道，“新”在哪里？“新”在变化上
对于企业来说，当前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什么？我觉得主要有四点：
第一个变化是新常态。我们的经济不再是高速增长，而是中高速增长，速度慢了下来，所以我们要改变经营方式，适应新常态。
第二个变化是互联网。互联网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挑战。我昨天在上海和台湾第三大企业的董事长见面，他70多岁了，他说我今天从巴塞罗那花了16个小时赶到上海和你见面。巴塞罗那开的就是互联网通讯会议，规模很大，我们的中国移动、华为都去了，做了很大的摊位。老先生回来之后兴奋得不得了，跟我讲5G、大数据，如何改变服务方式，改变社会。确实，互联网包括5G、大数据，给我们带来的变化超出想象。虽然我是做制造业的，但我很关注互联网经济，因为任何企业如果不和互联网对接，就会轰然倒下，当然互联网也要和实体连接，没有实体支撑的互联网经济一定是泡沫。
第三个变化是气候变化。关于气候变化，今天大家的看法还不一致，但不管一致不一致，全球大气的温度是在升高的，这会影响到我们的企业经营。为什么呢？因为按照《巴黎协定》，2050年化石能源要取消70%，那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今天的能源供给和生产方式，我觉得这是大事。昨天有人跟我推销说，宋总，我有一种吸附雾霾的东西，只要墙上抹一层，6米之内就没有雾霾了，我说太好了，我们可以考虑合作。就是说，气候变化会带来新的机会，当然也有一些新的挑战。
第四个变化是国际化。现在大家都知道特朗普逆国际化，英国逆国际化。去年我在钓鱼台参加中国经济高峰论坛，当时来了很多西方的政治家、经济学家、社会精英，我记得那次基辛格也来了。当时这些西方人讨论来讨论去就两件事，一件事是要阻止英国脱欧，第二件事是要阻止特朗普上台，当时觉得这两件事的概率不大，结果去年全实现了。这带来了什么问题呢？贸易保护主义、逆国际化等等这些。但是现在又来了个新课题，国际化这个大旗谁举？最早是英国人，后来是美国人，改革开放后很多外资企业进驻中国，但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该我们大举到他们那儿去的时候，他们却想关门。前不久我在美国建立了一个新的工厂，很多人说宋总为什么要到美国建工厂，是不是真像人家讲的中国的税收太高了，我说不能完全这么讲。因为中国的经济成长了，中国的企业成长了，美国有我好多客户，我要为他们服务，当年美国企业到中国来也是这样的逻辑。另外一方面，美国老搞“双反”，一双反我们的产品就进不去。所以，在美国“再工业化”、回归实业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一流的技术、一流的工厂建到美国，真正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才能长期占领美国市场。国际化这个事情，我们还可以更深层次地想问题，因为我们不是30年前的中国了，我们不光是在发展中国家做项目，我们现在也在发达国家收购企业、投资工厂，而且建的工厂都是世界一流的。
[Page]新商道，要用全新的成长模式
上面这四大变化会带来新的商业变化，面对这种新变化，我们不应再用过去30年的成长模式，而是要用全新的成长模式。记得马云刚从美国上市回来时，参加了一个我们央企领导人的沙龙，马云当时讲，他并不太懂计算机，只是一个平台建设者，最大的财富是数据，最大的核心竞争力是数据处理的能力。我们问马云，对央企来讲未来挑战是什么呢？马云说，过去你们是沿着B2C去做的，你们做什么客户就用什么，今后是要改变为C2B，根据客户的需求，改变工厂的结构和流程。他说当年家乐福崛起的时候就改变了很多企业的工业流程，现在互联网的发展，会使央企很多大的制造业改变流程。他这几句话我回家以后，坐在沙发上思考了两个小时，考虑到底我们该怎么做。
环境的这些变化确实会给企业带来深刻的变化。有一年我去法国的中法工商峰会演讲，和空客的CEO一起谈大数据和环境变化对企业的影响。这样的题目，中国的企业家其实不大习惯讲这些大主题，因为我们往往习惯于讲我的企业生产了多少东西，有多少收入等，但对于大数据、环境变化这类话题往往讲不好。但那天我还讲得不错，当时是电视和网络直播的，我说大数据和互联网主要影响企业三件事：个性化、智能化、服务化，另外还讲了气候变化对做企业的影响。做企业必须了解变化，必须用新模式来经营变化、适应变化，这是我们真正要研究的事情。
新商道，谈谈我的企业实践
再回到我自己的企业，先说一下国药。国药从2009年到2014年，营业收入从360亿增加到2500亿。有一天我在想，国药今后还该怎么做？大家可能会说，你不是离开国药两年了吗，怎么还想这样的问题呢。这就是企业家的偏好，你看我不做国药董事长了，还在想国药的事。其实我离开国药的时候给了国药三条“锦囊妙计”：第一条是嫁接互联网；第二条是搞大研发，做大的研发平台，因为医药是个高科技行业，一个新药一般需要10年时间、10亿美金投入才能做得出来，如果没有技术，光靠搞仿创药，那永远也做不到一流；第三条是进入医疗领域，做医院。美国整个健康产业是3万亿美元的GDP，医药只有3000亿美元，仅占10%，所以健康是个大产业。中国的医院，有政府医院、军队医院、私人医院，我希望中国能建立央企的医院，先建100家，再建1000家，这是个大事业。现在看病难，如果央企的医院能遍布全国，大家看病就容易了，同时企业也有了一个很大的市场。所以我在国药时说，我给你们最大的贡献还不是进入世界五百强，而是在战略定位中加上“健康”两个字。国药过去的目标是打造全国最大的医药产业集团，后来我说要打造全国最大的医药健康产业集团，加上了“健康”两个字。这个很重要，意味着我们市场的扩张。我在国药工作的那五年，我制定的战略可以支撑国药发展到2020年，做到5000亿收入。但是如果我们把互联网和国药网结合起来，如果我们能把大研发做起来，如果我们把医疗产业做起来，那就不是5000亿，2020年以后会有更大的发展。这是我对国药发展的思考。
那么中国建材集团该怎么做呢？我前些天跟大家讲了《隐形冠军》的故事，我们的目标是要在集团下面打造一些隐形冠军。什么叫隐形冠军？赫尔曼？西蒙先生讲了三个特点，一是在全球排在前三名，二是营业额低于50亿欧元，三是知名度不高，因为这类企业做的是窄而深的市场，不是宽而浅的市场。刚才我讲的北新建材和中国巨石都是隐形冠军，都在自己的细分市场里做到了全球第一。所以我未来的想法是，中国建材要打造更多的“单打冠军”，在企业里我不允许有多面手、万金油，你说你既会做石膏板，也会做水泥和玻璃，你叫中国建材，我叫河北建材，那不行。做水泥的只能做水泥，做玻璃的只能做玻璃，做石膏板只能做石膏板。打个比方，集团公司是体委，各投资企业是专业队，打兵乓球的只打兵乓球，打篮球的只打篮球，多面手的综合队是做不成隐形冠军的。
放眼整个国家，我们更需要大批的单打冠军。美国人靠什么避开了1965年1985年的经济衰退，就业人数从7000万人增长到1.1亿人，靠的是创新和企业家精神，靠的是企业家经济取代了传统的管理型经济。德国曾因服务业发展慢受到质疑，美国的服务业占GDP80%，德国只占70%，但欧洲债务危机中，恰恰是因其强大的制造业，德国经济一枝独秀。所以默克尔总统曾讲，好在我们德国人还在造东西。按照西蒙先生的测算，德国有1307个隐形冠军，美国有366家，日本有220家，中国只有68家。这一数字虽不一定准确，但我们可以去研究这个原理，打造我们中国的隐形冠军。
我们现在总讲供给侧改革，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举个例子，过去我们去日本是买电子产品，现在则是买马桶盖、电饭煲，中国人想要什么人家都给弄好，包括装产品的纸箱都做得很精致，很容易提，不让你自己再买打包袋了。但是，中国是制造大国，我们能靠去买国外的马桶盖过日子吗？我们应该好好研究消费外流的现象，造好自己的产品，优化供给结构，满足消费者需求。当然这并不容易，最近有个新闻说，太钢终于能造圆珠笔芯的钢珠了，这是经过了很多年的努力。像德国的刀具、工具，这些东西要想做得好确实需要工夫，需要工匠精神，企业家精神。其实企业家精神也是工匠精神在企业领导人身上的一个体现，企业家精神含有工匠精神，两者是一致的，是贯穿的。
中国建材未来要打造一批隐形冠军、单打冠军，但也不会过于多元化，还是要在建筑材料的大领域里日积月累地深耕。隐形冠军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国际化市场，所以中国建材更多企业今后会走向国际，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中国建材。以前我们的逻辑是“中国是世界的工厂”，今后我们的逻辑是“世界是中国的工厂”。我们要在全球过筛子，对全球市场进行认真筛查，到底我们每一个产品要去什么地方建工厂，要建多大的工厂，到底什么地方可以收购工厂，国际区域总部怎么建设，这些都要考虑清楚。这都是当年美国和日本做过的事情，现在是中国企业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了。我们以前是讲GDP，国内生产总值，今后我们是讲GNP，国民生产总值，也就是说，要考虑中国人在全世界赚了多少钱，而不是在中国国内赚多少钱，要考虑中国企业在全球的产值，而不是仅限于国内的产值。
今天，新的商道已经在我们眼前展开了，它们并不遥远。一方面我们今天存在着不少困难和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也存在巨大的机会，在这个时刻我们还是要弘扬企业家精神，那种一往无前的精神、创新的精神、坚守的精神、兼济天下的精神，中国的产业一定能够更上一层楼。谢谢大家。
陈春花教授点评
我今天很感动，我跟宋总算神交，他在书本上认识了我，我为了研究国企也看了他很多文章，也听过他一些讲话。
今天的话题是企业家精神和中国新商道。关于企业家，它的定义最早出现是在18世纪30年代，指的是把经济资源的效率从低提到高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企业家其实是让有限的资源创造出更高、更大附加价值的那群人。如果从这个定义上去理解企业家，就可以讲企业家精神一定会有几个最重要的特质。就像刚才宋总对于企业家精神给了三点最重要的定义，第一个就是创新，他说你一定要有改变，这一点企业家定义本身已经说明了。宋总给出的企业家精神的第二个定义是，有韧性，能坚持，能守得住，能持之以恒。以他自己的例子来说，做企业是一个终身的职业。第三个他说企业家最重要的是要有社会责任、家国情怀。我们很多时候在谈企业家的时候，比较多的会谈他的绩效，会谈他对社会财富的创造。但实际上企业家要推动社会进步，这是一种使命、责任，是对人类的贡献。我很认同宋总关于企业家精神内涵的三个观点，这三个观点让我们更丰富、更直接、更鲜活地看到企业家精神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的企业家群体里。这是今天我第一点感受特别深的地方。
第二点，刚才在听宋总报告的时候，我延伸出一个思考，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一个企业，怎么让这个企业去承载它应该能承载的社会功能。我们知道宋总创造了两个进入世界五百强的中国企业，所以称他为“中国的稻盛和夫”，最重要的是他说，做企业仅仅是创造多少利润，不仅仅是交了多少税，更重要的是我的员工生活得怎样，一个企业能养活25万员工以及影响他们的家庭，这是很了不起的，我相信这其中还有一个数量更大，就是你的相关产业所影响的员工数。这让我想到企业的四个属性。第一个属性是提供产品，像中国建材所做的产品完全是从世界市场，从更高的全球标准出发的，这就是一个好的企业。很多人说我要做一个好企业，可是你连一个产品都不肯做好，你很难是一个好的企业。第二个属性是创造利润。我非常赞赏，也非常认同宋总介绍的我们交了多少税，我们盈利是多少，一个企业如果不能谈交税，不谈盈利，这说明你没有在承担企业的功能。企业的最终衡量要看创造价值，价值的衡量，一方面是产品，另外一方面就是利润以及对于税收的承诺。第三个属性是提供就业。第四个属性是实现社会价值。一个企业必须把这四个功能都完成，才算是真正的好企业。如果仅仅只做到一个或者没有把这四个功能完成，只能说你可能还在成长为好企业的路上。如果企业能够完成这四个功能，我相信这个企业的领导者也应该成家了，可以称之为企业家了，你的企业家精神也应该可以被确认了，所以这是我第二点受启发想到的，就是怎么来理解企业。
[Page]第三点启发是对于创新的理解。今天在这个不确定性的年代下必须用企业家精神来面对这个不确定的时候，我们就要认真去理解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是创新。德鲁克在回答二战后美国经济持续繁荣的原因时指出，如果按经济学家的经济周期理论，经济短周期可能两三年，长周期最多15年，但是美国现代经济持续繁荣超过40年，打碎了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周期的预测。为什么呢？德鲁克研究来研究去得到一个结论：因为美国社会诞生了一种人，这种人叫企业家。他说因为企业家经济的兴起，使得美国出现了一个繁荣和令人兴奋的社会现象，这段话给我的触动非常大。对于中国来说，我们的经济也持续增长了40年，是因为有令人兴奋的一大群企业家出现，还是别的原因呢？我们要考虑创新的因素，考虑创新在本质上到底要做什么。我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点？为什么会觉得宋总身上具有非常清晰的企业家精神，就是因为他对创新的理解不是一个理念，也不是一个观点，其实是实际的行动和结果。
那么真正的企业家精神的创新到底是什么？受宋总启发，我也跟大家做一个交流。第一，创新一定是实践的创新，创新必须回到实践当中来。我非常欣赏熊彼特对于创新的定义，他说创新就是表现在五个方面：新产品、新替代原材料、从未去过的新市场、新企业组合、新的商业模式。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创新必须回到真正的检验当中。如果仅仅谈理念、谈观念、谈思想，我只能称之为创新的准备，还不能称之为创新。第二，创新必须是一个基本的工作形态。就像宋总刚才介绍他的故事，我就知道他一定是可以创新的。他听马云讲那几句话，就能回家想两个小时，我相信他这两个小时的想法一定跟他的工作、跟他的公司、跟他将要做的东西全部连在的。很多人可能也会花两个小时去想，但想的却是我为什么不是马云呢？创新在我的理解当中，它必须是一个基本的工作形态。当创新成为一个基本的工作形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所有的工作品质，所有工作的产出，就会符合我们对于创新的理解，你的确就会有新的东西。第三，创新是行动跟结果的关系。这是我要特别强调的部分，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发现，我们讲了很多很多新的东西，也用了很多很多新的努力，但是我们得到的结果和我们的行动习惯还是不一样的，那你就很难创新了。真正的改变是在行动和结果当中体现的，不是看你说什么，而是看你做什么。第四，创新要是一种奋斗、投入、专注的品质。也就是宋总刚才说的“痴迷者”。没有特别深刻的静，就没有特别深切的动，动与静之间不是对立，它们两个融合到极致时，就完全合一了。创新也是如此，你没有奋斗、投入和专注，就得不到对于创新变化的这种真切理解。第五，创新是使命感跟责任感一起驱动的。仅仅有责任感还不够，你应该有更大的使命驱动的力量，才可以谈我们讲的创新。
对于中国新商道的部分，我非常赞赏宋总刚才的视角。我们一般谈新商道，各位最多想到的是商业的逻辑、商业的伦理、商业的文化，甚至我们讲经营哲学，大家讲新商道一定从这个地方想。但是宋总作为一个真正的企业家，他怎么理解去商业逻辑，真的需要大家感受。第一，我们的新商道应该自信地提出中国自己的东西。这是一个在实践中取得成功的、被证明过的人想到的话。我们说商道是什么，商道就是你能不能引领一种商业的游戏规则和逻辑。我们今天就要自信地说中国已经开始有了自己的商道，而且这个开始有的基础我很认同宋总说的，我们有自己的文化，我们有优秀的企业，我们已经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我们有一流的企业和一流的企业家。第二，宋总讲商道是从变化讲的，“新”其实是因为有变化，我们才有机会，否则我们没有机会跟人家讲新商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视角，而这个视角恰恰能够帮助大家去创造这种真正的新的商道。
关于中国新商道，在宋总总结的基础上，我觉得还可以从几个格局上去讨论。第一个格局是市场的格局，要在市场的格局中建立基于诚信、基于品质的游戏规则。第二个格局是行业的格局，在整个行业的战略逻辑、经营逻辑、技术逻辑被调整的时候，看到新的商业逻辑。第三个格是全球的格局，这也恰恰是最有机会的地方。我同意宋总讲的“我们之前是把世界的工厂放到中国，我们今天是在全世界建工厂”。我也很希望我们国发院的老师和宋总这样的优秀企业家共同努力，找到中国的商道、中国的语言，一起推向世界。美国引领世界的时候，我们的确看到美国贡献了世界的商道，日本领先的时候，我们也看得到精益制造带给全球的巨大影响。今天如果我们认为中国可以引领世界，那么我们的商道是什么，当你能准确说出的时候，一定是我们的实践跟理论有了一个有机的结合，而这个命题和这个历史的机会已来到了我们手中。所以我很期待我们在宋总的帮助下，努力发扬企业家精神，创造出我们自己应有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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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感谢宋总和陈老师。宋总被称为是中国的稻盛和夫，陈春花老师被称为中国的德鲁克。宋总是学者型的优秀企业家，陈春花老师具有非常丰富的实践管理经验的优秀学者。今天他们给我们带来了思想的盛宴，相信大家的收获都特别大。我想首先抛出一个问题。宋总在演讲中提到，中国已经到了总结自己新商道的时代，这是今天中国能够给世界提供的最大价值，也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的入门券。一个企业走向国际，如果没有商道的支撑，可能只是肤浅的物质层面的“走出去”，所以我们要从商道的精神层面作出总结，为企业实践提供指导。我的问题是，中国新商道哪些内容有独特的内涵，可以提供给世界并能为世界所接受？
宋志平：我在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思考过一些问题。大家知道，中国企业最初“走出去”时，产品质量不是特别好，有的时候也没有很好地遵守规则，所以在有些市场上形成了一些不好的印象。经过了这么多年，中国经济在提升，我们的商道也在提升，今天我们在“走出去”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这些事情。我们要研究全世界的人，人家怎么能够喜欢中国的企业、喜欢中国的企业家，这是个大问题。
以前中国建材在土耳其做过一个工厂，在动工仪式上我讲了一段话，我说对中国建材来讲，我们遵循三个原则。第一，为当地经济作贡献。第二，与当地企业合作，给当地企业创造机会，不是我来了你们都走，甚至我连工人都要自己带着。第三，和当地人民和睦相处。中国驻土耳其经济参赞对我说，如果中国的企业都像您这么想、这么做，我们的“走出去”就成功了。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可能我们今天“走出去”时，既不缺技术也不缺设备，我们要研究的问题恰恰就是商道。我们有什么样的办法让全世界接受中国人？如果大家能接受我们，我们就能国际化；如果不被接受，我们就会被打回来。所以我常说，要站在道德的高地做企业，我们的境界要高。习总书记讲“亲诚惠容”的商道文化，我们“走出去”也要有这样的文化，亲密合作，诚信待人，对人家有恩惠，让人家有好处，能够以包容的心态推动共赢和多赢。这些都是我们未来建立新商道的一些要素。
我觉得新商道，很难用几个字和几句话去概括，但恰恰这个问题的提出就说到了点上。我们的新商道不仅要满足国内经济的发展，还要满足我们在全球的发展，在“一带一路”走出去的路上，我们要为全球所接受，包括美国、英国这样的国家，我们最终也要在它们的市场上站得住脚，也要能够获得对方的信任和支持。比如说美国现在很看重就业，中国建材在美国建的工厂其实只安排了400个就业，但美国南卡州的州长为这事来了中国好几次。作为我们来讲，我们要有利他主义，要理解对方的需要是什么，难处是什么，我们要建立起包容的文化，这样才能被别人所接纳。中国的儒家文化实际上是讲包容的，儒家的核心讲的是“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说的就是要理解别人。过去我们是靠低成本、大规模占领全球市场，今后我们要靠包容的文化，靠最好的技术、产品和服务去赢得全世界。
陈春花：中国的新商道到底是什么？如果上升到道的层面上去讲，常常就会从三个维度去讨论。第一个维度是思维，就是你的思维习惯是什么。刚才宋总讲的去土耳其的例子我也经历过，我去的是印尼，也有同样的问题。然后也是当地受欢迎的公司，也是先提供更大的就业，先解决当地员工的困难，我们进来之后相关合作伙伴可以发展得更好，这时候你会发现，你会得到非常多的支持。所以谈到讲新商道，如果从思维的层面上来讲我们不能固守自己的思维习惯，必须放在一个全球思维系统当中。全球思维系统当中的核心就是你要系统地去思考，你不能只是局面的去思考。我记得当时华为在谈他进入国际化的时候，他们开始比较强调“狼性”，华为的早期文化是狼性文化。但在今天基本上不提“狼性”这两个字了，因为他要进国际市场的时候，必须真的融入到这个世界当中，做了文化调整。很大程度上就是思维必须基于全球系统来思考，所以我们从商道的角度首先是思维层面要调。
第二个角度是要从文化习惯上要调整。我很认同宋总刚刚说的，如果中国商道对世界有所贡献，这个地方贡献的机会是最大的。因为我们的价值观体系当中最具有天人合一属性，最具有生态逻辑，也是最具有利他的精神内涵。这样的一个文化底蕴，是比较能够有机会为世界贡献价值的，我们具有这个基础。
第三是要强调能不能去贡献商业逻辑，能不能够提供一套语境和标准。中国是有机会的，我们知道在管理的商业逻辑中很大一块是由美国贡献的，后来日本有表现出来，日本的整个表现也是基于工业与效率基础来贡献的，但是中国今天的商业非常的多元化，我们有很多新的商业形态是领先的。这种新的商业形态就让我们有机会总结出新的商业逻辑。
主持人：两位都讲得特别好。陈春花教授从思维方式、文化习惯、商业逻辑三个层面指出中国新商道的建构方向。宋总以一种天下的情怀成就天下的事业，这是中国新商道非常重要的文化底蕴。宋总在《我的企业观》中有一段话，让我非常感动，他说企业家应该把自己和企业融为一体，把企业和社会融为一体，把有限的生命融入企业的成长，把企业的成长融入社会的发展。我想宋总自我价值的实现，不是个人财富的创造，而是企业的成长和社会的发展，这就是他的家国情怀。企业家有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是“士大夫”情怀，这是中国企业家独特的一种气质、一种追求、一种灵魂。相比宋总这一代企业家，今天我们很多的创业者都是80后、90后。他们这一代人是在消费主义时代成长起来的，很多人更关注的是自我个性的张扬，自我的表达，很多人把财富英雄当作崇拜的对象。怎么看这代企业家？从企业家精神的角度，你想跟他们讲什么？
宋志平：年轻的一代有他们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总的来看是积极正面的。发展的规律总是，一代人比一代人更好，我觉得无论80后还是90后，每一代人都有新的进步，我并不太替他们担忧。我觉得他们未来的道路和我们过去一样，会遇到很多坎坷、遇到很多问题，但是他们也会在坎坷和问题中不断成长和成熟。可能我们教他们再多，莫过于他们自己在实践中去摸爬滚打。我的女儿是80后，我有时候常想，要不要替她担心什么，其实担心也没用，还是要靠她自己奋斗。当年我大学毕业刚来北京时，背个军挎包，举目无亲，经过了这些年也做出些成绩，为国家做了些贡献，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想80后、90后也都会经历这个过程，只是方式上会有不同。
如果说一定要说点什么，我觉得可能是文化的传承。我们这个民族有灿烂的文化，我们的先贤给我们创造了很多思想精髓。虽然今天有互联网，我们一天创造的信息可能比古代一年的都多，我们的的确确有一些可以值得为这个时代所骄傲的东西，但是我们应该记得我们是谁，我们从哪儿来的，我们应该花一定的时间学习一下我们传统灿烂的文化，在这些方面绝不要断层。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后来有的人可能读了些国学，学习了，但应该说整个这一代人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并不完整。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我希望大家花一点精力，多学习一些优秀的中国文化，它们并不是糟粕，和其他民族比，这些文化恰恰是我们最大的优势。以中美为例，我们有五千年灿烂的文化，美国只有三百多年历史，先进的东西我们可以一块学，但是文化、历史无法创造。所以我们应该提醒年轻的80后、90后，不管你是创业者也好科学家也好，都应把我们灿烂的文化延续下去。不丹总理曾写过一本书，书名是《幸福是什么》，书中提到了幸福指数GNH，幸福指数的四大支柱，其一就是文化的传承。就是说，无论你再现代化，再多财富，没有文化的传承也不会幸福。
上世纪80年代我去新加坡出差的时候，有个新加坡人说，最近他刚到大陆旅游，说大陆不能看、脏死了，洗手间也不能去，等他走了以后，旁边两个朋友安慰我说，新加坡有什么呀？不就是今天富了一点吗，新加坡有历史吗？新加坡有《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吗。我在回国的飞机上一直在想，我们国家有一些问题确实需要解决，但我们博大的历史和文化是造不出来的，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好。所以我认为，我们走向前方没有问题，我们年轻的一代可以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成就，但是希望大家背负起我们的历史和文化，这是我对年轻一代的忠告，也是给年轻一代的拜托。
陈春花：其实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特点，我也跟宋总的观点一样，没办法给太多的意见。你会发现代沟是在的，因为每代的生活经历，拥有的知识，所面对的困难不太一样，所以要有学习的心态才行。我遇到一个60多岁的企业家，他打扮成25岁的样子，他说公司的产品是面对20岁左右的人，就必须跟他们一样。后来我就提醒他，说你没有25岁的经历，建议你请个25岁左右的总经理，你的企业会走得更好。你退回来跟我穿的差不多的时候，我估计你的企业就翻番了。他接受这个建议，真的退回去，换了个28岁的总经理，半年后企业就翻番了。像宋总说的，创造未来和拥有未来的一定是年轻人。
宫老师说一定要说意见，我发现先发言有好处，我也认为现在最缺的是对历史的认同感。但宋总说完了，我就不说了。如果跟80后要说什么，我个人要说的话就是“不要太急”。所有的成功、进步和变化其实都是跟时间成正比的。当然今天的技术和各种机会使我们财富增长非常快，互联网有很多的优点，但也有缺点，缺点是让财富聚集速度太快，整个社会变得很浮躁。为什么说不要太急？是因为即使你财富积累了很多，但评价幸福是多个维度的。如果你急于用财富做评价的时候，你的维度太少，而且太急了，就没有办法去创造一些更有价值的东西。所以只要有人跑来跟我说他要跳槽，我说的第一句话是能不能先不跳槽；说他要创业，我就问他能不能先不创业。这其实是在说，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一定是多个维度来看的，不会是单一维度的。一定要很清楚地知道，一定要耐得住。如果你能够努力，愿意沉下来，创造的价值一定会比今天还要大。这就是我想说的话。
主持人：感谢宋总和陈老师的语重心长，我相信大家都听进去了。陈春花老师其实跟大家讲了刚才宋总总结的企业家精神的第二条，专注。我们这个时代是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有的企业家只看到了问题，例如在实体济遇到困难时，他们放弃了国内的机会，出走移民，也有的企业家会看到好的方面，依然创新坚守。从企业家精神的角度，怎么理解今天中国的经济形势以及未来的机会？
陈春花：这里面有三个可能需要跟大家探讨的话题。第一个维度，企业家或者企业经营者，最重要的是寻求机会。假设说整个经济环境不确定，或者说不可预测，或者不够好，我们首先做的就是接受，你不能再去想它什么时候能变好，或者希望有什么政策帮忙，你最重要的就是判断属于你的机会在哪儿。我非常同意德鲁克关于企业家的定义，企业家并不引起变化，他是把变化变成机会的人。所以你一定要不断去寻找机会。行情好的时候你可以说今年的行情非常好，行情不好的时候，我们不能把问题都归结为行情，因为变化中蕴含着增长机会，这是你一定要训练出来的思维方式。
第二个维度，机会来源于创新，只有创新才可以让我们在这一轮的不确定性，或者在经济不可预测的因素当中冒出来。我们可能想不到美国总统某种意义上是反全球化的，但如果你是企业家或者企业的经营者，你应该去思考创新点在哪里，我怎么能够进入到国际市场。按宋总的方法，就是直接让企业本地化，如果其他人被拦在国门外，可能这个机会就属于本地化的企业，而且这个机会比以前还要大。也就是说，在不确定和各种变化当中一定要很清楚的知道你知道能做什么，你的创新在哪里，创新可以给你新的增长。
第三个维度，我反而认为现在比以前的机会要多。为什么这么认为，也有三个事情来支撑我的观点。一是，淘汰旧的东西速度非常快，所有的淘汰都是新格局的出现，这是以前没有的，以前一个行业重组基本上十年二十年，现在两三年就洗一次牌。如之前认为摩托摩拉手机很好，很快不提了，诺基亚的手机很好，现在不提了。我讲的意思就是，调整的速度很快，淘汰落后的速度更快，我个人认为这个机会是比之前多了。二是，人的能力、人的知识基础以及人拥有知识和创造力的条件比以前大很多，我们的机会很大是来源于人的创造，这是更厉害的。三是，所有的边界都打开了，包括行业的边界、企业的边界、市场的边界等等。当所有的边界都打开的时候，可能是全球经济有问题，可能是我们会碰到不确定的状态，但是一旦边界打开，机会都会露出来。总的看，今天比以往更有机会，但是这个机会属于你还是属于别人，要靠你自己去努力。
我属于相对乐观的人，以前人家向巴菲特请教，说来美国买哪支股票好，他说最好的股票都在中国，他说未来的机会一定在中国。我也相信这一点，我们最好的人才在这里，未来最大的机会还是在这里。
宋志平：我与陈老师的想法很一致。前不久，一位美国企业家跟我说，中国现在有不少问题，第一是债务问题，杠杆率太高，第二是汇率问题，风险很大。我说，问题哪个国家都有，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历史，这些年来，美国隔几年就会来场中国崩溃论，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些说法把问题夸大了，我们不仅没崩溃，反而每次都前进了一大步，我们没被哪个问题绊倒，而是继续往前走了一程。我认为中国有三个方面支撑发展，一是中国有强大的政府，能够快速统一认识。美国、英国、法国等国虽然号称民主国家，意见却很难迅速统一，但是遇到问题了最重要的是迅速形成统一认识才能渡过难关。二是我们有13多亿人的庞大市场，发展潜力大、韧性强，而且我们是梯级发展，像北京盖这么多房子还缺，农村还有300亿平方米的农房需要改造，所以政府讲中国经济的回旋余地很大，我们的工具箱里还有好多工具没拿出来，我们确实有一个别人无可比拟的市场。三是我们正在加快新旧动能的转换，包括双创、转型升级、结构调整等等，就是用变化去适应环境、用改变创造可能，而不是以不变应万变，所以我们有信心解决问题。
刚才主持人讲到，因为遇到了困难，有的人放弃了国内的机会，出走移民，其实没有必要，对待困难我们应该客观看待。我给大家提供一个看待困难的方法或者说角度。第一，我们要以平常心去面对困难。任何困难都是客观的，每个时期都会有困难，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曾遇到过不少困难，回想一下三五年可能就会来一轮，遇到困难时我们要有平常心，困难是客观的，你困难，我困难，大家都困难，不是说就你自己困难，就中国困难，这些困难大家都有。所以困难是客观存在的，我们首先要有正确的心态，能客观面对，用不着被吓坏了。第二，最困难的时候就是困难快过去的时候。古人讲，物极必反、否极泰来，这些古老的智慧就是辩证法。人有两个手，不是一个手，有两只眼睛，不是一只眼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能用两只手做不同的事情，用两只眼睛看到不同的方面，就像魔方有六面，我们应该全面地辩证地去看问题，而不是说最困难的时候你出国了，逃避了，这样也解决不了问题。第三，所有的困难都需要我们努力解决。虽然前进很艰难，可一旦后退就永远失去了机会。而且如果大家共同把问题解决了，就正好抓住这个机遇获得了发展。大家可以看我们的政府工作报告，那么多条，怎么解决困难，里面蕴藏着大智慧。我们做事也应该建立起一套系统，有解决问题的一套思考。我觉得，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困难，难题一个一个都会被解决的，大家要有自信心。
主持人：这种乐观、自信、进取，其实背后是一种韧性，我想也这是企业家精神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陈春花老师还有一句话叫“未来已来”，这是一种心态，当你看到过去死亡的时候，有人看到未来已经来了。今天两位老师的分享在人生观、价值观上确实可以帮我们更好地看清未来的机会。最后引用宋总书里的一句话作为结尾，“一个成功的国家，一定是一个企业家辈出的国家、尊崇企业家的国家和弘扬企业家精神的国家”。当我们把企业家精神用在社会各个层面的时候，我们这个社会就会充满活力，我们的企业经营就会提升到更高境界，我们的人生观就会达到新的层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