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提出打造全国最严环保执法县市目标后，两年多来，浙江诸暨不断摸索创新，实行“五个一律”保障铁腕执法，协同公检法纪加强执法力度，提升环保查处技术确保最严执法落地，走出了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最严环保执法之路，实现了企业从不敢污、不能污到不想污的巨大转折。环境治理倒逼下，这个传统工业重镇已自外向内迎来深层次的蝶变。
新春以来，刘国荣每天会在诸暨市经济开发区的自家厂房里到处转转，看看排污口是否正常。他跟门卫说，看到环保部门的同志，要自觉打开门请他们进来。刘国荣是浙江华都纺织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一镇之隔的牌头镇，舒英钢的春节，也没有放下过工作。他担任党委书记的菲达集团有限公司，正作为龙头企业，规划建设一个环保特色小镇。近年来，环保设备的订单呈爆发式增长，让他忙并快乐着。
在提出打造全国最严环保执法县市目标后，两年多来，诸暨铁腕治污，对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的查处力度，达历史之最。最严环保执法也收到良好成效：去年，该市空气质量优良率76.5%；今年初，全境39条河流水质告别劣Ⅴ类，Ⅲ类及以上水质河段占比高达90%。
比起数字，更可贵的改变，在于人心。连日寻访，与这场执法风暴里的人们相遇相谈，我们看到了一个传统工业重镇内在的转变。
抓制度
震慑企业不敢污
刘国荣犹记得，多年前的诸暨，环境是什么模样。
人口总量才100万出头的诸暨，大小市场主体有13万家之多，平均3户家庭就有一家企业。曾经，流经诸暨境内的浦阳江水十分脏臭，店口镇1500多个小铜炉，日夜冒着黄烟……水、土壤、空气都让人发愁。按照当地人的说法，“连田里的稻米都不好吃”。
诸暨是工业重镇，在超千亿元产值的制造业中，纺织、化工、袜业、珍珠加工等传统产业占比较大。这些产业大多工艺落后、排污量大。2013年“五水共治”开展前，诸暨大小河流中，劣Ⅴ类水质占44.9%，Ⅲ类及以上水质仅占26.53%。
2002年，刘国荣开办起印染厂。诸暨市环保局要求厂子同步建设污水处理设施，他心里有些不乐意。“那时候企业偷排漏排的现象很多，”刘国荣说，“这对守规矩的企业来说，吃亏。”
“不能让不守规矩的企业有机可乘。”诸暨市环保局局长楼征三一直坚持这样的原则。他说，环保工作要有阶段性目标和相关策略，起步之时，应从让企业“不敢污”破题。
2014年，诸暨在全省率先出台“五个一律”制度，力求把环保执法“武装到牙齿”。制度要求对各类环境违法行为“一律依法从重处罚、一律依法停产整治、一律依法关停取缔、一律取消政策优补、一律实行媒体公布”。该制度实施以来，已有77家企业因环境违法行为，被取消财政补助和新上项目申报。
2016年，诸暨又创新开展环境违法黄红黑亮牌管理制度，对一般违规企业，给予黄牌警告、媒体公布；对红牌企业，一律停办环保审批手续，并加密监测次数；对黑牌企业，除上述惩戒外，还将企业及法人作为失去诚信的“老污”予以公示，并联合税务、银行等10余个部门给予共同惩戒。
刘国荣感叹：“以前最多罚票子，现在不敢侥幸了。”逐级递进的最严措施，像一块块铁板，把违法企业想钻的漏洞，堵得密不透风。
但楼征三心中还有别的想法。“环保执法难，难在执法手段和执法权有限。”他说，“得由政府牵头，调动公检法纪协同执法。”
为配合环保执法，诸暨市公安局成立“食药环中队”，法院成立环境资源庭，检察院参与所有环保涉案执法，纪委对涉嫌环境违法的党员干部同步进行纪律处分，由此全面畅通执法的协同机制。
数据显示，2016年，诸暨市环保局联合司法机关办理大案要案28件，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35起72人，申请法院强制执行82件，执行罚款200余万元。2015年以来，23人因生态环境违法受到党纪处分，16人因环保工作失职被纪律处分。这些数字，在全省均处于前列，联动机制成效明显，让污染企业受到极大震慑，也警醒着其它企业。
“早上马装污水处理设施是对的。”现在，刘国荣看到环保人员总是笑眯眯的，“多亏了你们，让企业发展有了更公平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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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监管
盯住企业不能污
日前，一架无人机悄悄地飞入诸暨市某污水处理厂，把摄像头对准了企业的排污口。
与此同时，诸暨市环保局环境监察大队的执法人员敲响了该企业紧闭的大门。一个工人开门后，神色慌张地堵在门口；另一个工人匆忙往里跑，把套在自动取样管上的自来水软管拔掉，扔进草丛；等执法人员一走，自来水管又被工人重新插上……这些自以为瞒天过海的动作，被无人机清晰地录下了全过程。铁证如山，该污水处理厂被处以10万元的罚款，4人被刑事拘留。
去年G20杭州峰会期间，借助无人机空中巡查，诸暨发现并及时扑灭露天焚烧秸秆、垃圾点51处。
在诸暨市环保局环境信息中心主任周兴的办公桌上，有一沓材料，里面是五花八门的“奇葩”案例，都是一些污染企业为逃避处罚想出来的“怪招”：避开自动采样时间排放污水的，注入清水稀释污水排放的，在监测仪器上调整参数的……尽管花样百出，但依然难逃专业技术人员的“火眼金睛”。
2015年1月1日，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开始在全国施行，它赋予了环保部门按日计罚、查封扣押、限产停产、移送行政拘留等“杀手锏”。但实际工作错综复杂，环保人员始终在和污染企业斗智斗勇。
不敢污，彰显了最严执法；那么，不能污，就确保了最严执法的落地。
“环保执法和企业逃避执法之间，一直是场‘猫鼠游戏’。”从事大气环保设备生产的舒英钢对此深有感受。近年来，随着全国范围内环保最严执法的推进，环保产业也迎来蓬勃发展。
舒英钢所在的菲达集团是诸暨最大的环保企业。“从前几年开始，国内及海外订单呈爆发式增长，到去年才趋于平稳。”他说，国家对排放标准的日益严格，加快了环保产品的更新换代周期，“有些产品已是国际最高标准”。
要精准地抓住企业偷排漏排，环保查处技术也须跟上。去年，诸暨进一步完善污染源监测监控平台，以在线监管为核心，引入水质监测、空气监测、固废动态监控等系统，实时掌握区域环境状况，让污染无处遁形。诸暨一线环保执法人员也都配备了掌上电脑、移动执法仪等设备，成为他们的“眼”和“耳”，可实时进行信息查询和数据同步。
刘国荣的企业如今装有两个摄像头，一个装在排污口，一个360度监控厂区。诸暨的所有涉污企业，也都装上了这么两只“眼睛”，污染源都处于在线监控中。
这些先进装备，为查处违法案件立下了汗马功劳。环保执法人员曾吃惊地发现，诸暨4家上规模的水泥厂，包括一家上市公司和两家市十强企业，都在规避监管，最终被监控发现后，全部处以顶级处罚，企业负责人还公开向市民道歉。
抓长效
倒逼企业不想污
近年来，包括刘国荣在内的许多诸暨企业经营者，都深刻意识到了一句话：“污染环境，就是侮辱自己。”
据了解，诸暨46家市控以上重点企业，已被纳入环境行为信用评价体系，一旦信用缺失将被曝光，将可能与政府资金奖补、优惠政策等“绝缘”。“真丢不起这个脸。”听说这个消息后，许多企业主纷纷表示，“就算再怎么省钱图便，也不想动偷排漏排的心思了。”
过去，环保人员在对污染源进行采样时，总有一些企业主，为了逃避责任，质疑样本的有效性。去年10月，诸暨市环保局发文，要求基层环保人员必须规范污染源监测采样送检操作。
“每次采样后，企业负责人要当场签字，让他们不能再以采样不对为借口否认事实。”楼征三拿出一个采样专用瓶，瓶口上密封着二维码标签，“只要撕开一次，二维码就要重新生成。我们还把采样和执法全过程用视频记录，完全透明公开。”
最严环保执法下，企业主已逐渐转变观念，掀起了一波主动购买最新环保设备的热潮。浙江华都纺织集团有限公司的厂房里，已换上最先进的环保设备和污水处理系统，还致力于更深层次的技改创新。
最大的改变，还在人心。在发展成为诸暨最大印染企业的过程中，刘国荣的企业在环境治理的倒逼下，历经了痛苦的转型，他本人对环保的态度也截然不同了。
“2014年，诸暨‘五个一律’制度出台后，倒逼企业投资1.3亿元，进行了技术改造，同时把所有的排污暗沟改成了明渠。”刘国荣说，那笔大投入在当时确实让他肉痛不已，但后来的发展证明，正是这一提早迈出的大跨步，让企业走到了行业前列。
想起以前的种种不理解，他感慨地说：“现在，只要有新工艺技术出来，我都会不计成本地更新换代。环保投入再多，从长远来看，都是值得的。”
“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单”，一直是基层环保普遍存在的现象，而基层环保人力不足，也成为许多地方环保巡查的掣肘。“老百姓参与环保的积极性高了，基层环保工作可否借全民之力呢？”楼征三说，今年，诸暨环保将把重点之一放在五级网格巡查制度的建立上。
诸暨市环保局下辖环境监察大队和7个基层环保所，一线执法人员仅27人，却要负责27个乡镇的环保工作。过去，光靠执法人员一个个跑乡镇，时间和人力成本很高，还存在许多监管盲区。“哪怕是孙悟空也管不过来。”环境监察大队大队长周新建说，五级网格的垂直下放，就能有效解决这一难题。
五级网格，包括市环保局、基层环保所、镇、村和村民小组，让群众共同参与环保巡查。“哪里有偷排漏排，企业工人和附近百姓是最清楚的。他们可以通过网格信息上传举报，我们立即去查实。这样，环保人员可以把更多有效时间，放在重点污染源的监管上。”周新建把这比喻成一张“天罗地网”，让基层执法的触角，延伸得更广，执法效率也会更高。
在打造全国环保执法最严县市的探索与实践中，诸暨不断创新，走出了一条特色环保执法之路，成为全省的样板。这个传统工业重镇，业已自外向内，迎来蝶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