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信中心首席经济师:中国经济悬而未决的几大问题

2016-11-03 10:10:43

要解决中国的“四降一升”,其核心是要找要问题的源头。我们认识到,导致“四降一升”的主要矛盾在供给端,就是说,我们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与消费者的需求存在着很大的偏差,我们无法生产出消费者真正需要的东西,比如服务业,像养老、休闲、旅游、文化、教育等等领域,需求是存在的,但是我们的供给质量和数量却严重不足。

  本文为祝宝良先生在2016第四届华夏基石十月管理高峰论坛上的演讲实录:回归常识——探寻企业成长新动能,2016第四届华夏基石十月管理高峰论坛于10月29日于北京举办,十三五规划专家宏观政策解读、金融证券专家经济剖析、实战管理学专家给出实战建议,让我们一起回归原点、寻找灵魂、寻找基石!

各位来宾,早上好!

  非常高兴再次来到华夏基石十月管理高峰论坛,每次参加这个论坛,我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就会增强一步。

  在座各位都是中国经济的所谓“三新”——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开拓者,也都共同关心着中国经济的走势。那么今天,我从几个方面入手,对中国经济,为大家做一个全面的解释。

 》 我国经济面临着“四降一升”的矛盾

  日前,中央政治局就今年前三个季度的经济形势进行了讨论,我们最近也在研究明年的经济形势,那么,我们要怎样去看它?

  要看清当前中国经济的形势,首先要了解两个背景。第一,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两会讨论,对今年中国经济形势的预判是“四降一升”,即在2016年,经济的增长速度会下降、工业品的价格会下降、企业,尤其是工业企业的利润会下降、国家的财政收入会下降。同时,金融与经济的风险在上升。

  针对这“四降一升”,我们去年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建议。要解决中国的“四降一升”,其核心是要找要问题的源头。我们认识到,导致“四降一升”的主要矛盾在供给端,就是说,我们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与消费者的需求存在着很大的偏差,我们无法生产出消费者真正需要的东西,比如服务业,像养老、休闲、旅游、文化、教育等等领域,需求是存在的,但是我们的供给质量和数量却严重不足。

  导致供给问题的原因可能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企业自身的技术不行,二是行业本身的管制限制。那么,为了应对这种局面,我们就要进行改革,减少管制,并着手创新。

  另一种情况是,有一些商品在市场上,甚至是全球市场上的需求量已然萎缩到非常小的程度,但是我们的产能却严重过剩,这种类型的产能过剩相对集中在11个传统行业,包括众所周知的钢铁、煤炭,还有一些国有成分较高的行业,比如造船、有色、水泥、玻璃等等。

  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过剩行业的产能去掉,工业品的价格就有可能稳定下来,从而使企业的利润率得到上升。企业的利润率上升了,它自然会产生强有力的内生动力,这种来自企业的内生的动力可以带动投资,从而也能够为财政收入的提高提供保证,进行使金融风险大大降低,这是一个常显而易见的完整链条。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适当扩大内需。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改革,这是根据对中国经济形势的预判,解决“四降一升”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路。因此,供给侧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五项:去产能、去库存、降杠杆、降成本。同时,还要补短板,稳住经中国经济的增长。

  如今,一年过去了,当我们回头去审视,可以发现,去产能是有成果的,不论是在房地产领域,还是在钢铁、煤炭等行业,都初步实现了去产能。

  去库存的目标也得到了部分实现,包括大家看到的,在10月份之前,房地产有了新一轮的暴涨。我曾经在2月份发表过一篇文章,中心思想就是尽管我们部分实现了房地产去库存的目标,但是我们使用的方法完全是错误的。我们希望政府用供给侧改革的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包括一线城市增加房地产的供给,三四线城市通过解决农民工的户籍问题来拉动需求等等,但实际上政府的做法是直接通过增发货币,把房地产的价格顶了上来。因此,在进入10月份以后,政策又不得不进入到新一轮的房地产调控。

  在降企业成本方面的成绩还不错,比如营改增,还有电力价格的调整等等。我们测算下来,到目前为止,整个企业的成本能够降到8000亿,当然,这是全国的总量,具体到行业就很少了。

  去杠杆的工作才刚刚开始。这是我看到的“三去一降一补”的成绩,是根据供给侧改革的总体思路所做的一些具体的工作。

 》 学界对经济政策产生全所未有的分歧

  除了“三去一降一补”,我们还可以适当扩大总需求。扩大总需求的方式,我们主要采取的有三种方式。

 一、宽松的财政政策

  今年以来,我们的财政政策相对是非常宽松的,尤其是财政支出的节奏非常迅速。今年的1到9月份,政府财政赤字已经达到了15000亿,而去年同期的财政赤字大概只有6000亿,可见今年的财政支出与去年相比,速度要快得多。按照这个速度,全年下来,大约能够多出9000亿人民币,能够占到GDP的1.5%左右,这个速度是比较惊人的。

 二、货币政策

  大家都知道,今年一季度的经济形势比较严峻,所以我们一季度货币发行的速度也特别快,它所引发的最直观的现象就是房价的暴增。尽管此举可以帮助房地产去库存,但是刚才也曾谈到,这种方法可能是存在问题的,所以,现在重点应该着手研究如何解决房地产的问题。

 三、产业政策

  我们所采取的一些产业政策,无外乎这样三个:

  1、房地产政策。自2015年3月30日起,政府对房地产的调控政策就开始放松,包括首付、信贷等政策都有所放松,还有一些税收也开始减免,到了今年一季度则再次加码,结果还是我们看到的,房地产新一轮的价格暴涨。

  2、汽车的政策。自2015年10月1日起,1.6升小排量汽车的购置税减半征收。去年我们减了10%,今年减了5%,此举使汽车购置税的年征收额减少了600个亿。所以,今年的汽车销售量也有了一轮暴涨,全年预计的销售大概能够达到2800万辆。这部分减少的购置税,原本是交通部用来搞基建的,现在一下子减少了600亿,交通部的意见自然会很大。而与此相对应的是整个财政收入的增加,所以,这就引发了对这一政策的争议。

  3、财政资金的筹措。政府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必然需要投资,那么,钱从哪里来?主要是靠财政筹措资金。刚才讲到,最近两年,地方政府的财力下降较快,而且在2015年,国务院还有一个专门用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的第43号文件,不再允许地方政府以融资平台的形式举债。经过这样的清理整顿,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就开始下降,基础设施建设的资本金也就没有了来源,而没有资本金,银行也不能够放贷或者发债。

  但是大家都知道,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海绵城市、地下管廊,还有一些所谓的环保项目、环保设备等等,无不需要大量的投资。但是,地方政府没有钱,项目就无法开工,甚至连业主都没有。因此,保证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就是要解决资本金的问题。

  那么,资本金从哪里来?无奈之下,在去年的8月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就推出了专项建设基金的做法,即由国家开发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业向其它经营机构发债,主要是向邮储银行发债。其发债的利率是3%,并由中央财政贴息90%,也就是说,国开行和农发行实际发债的利率只有0.3%。

  当两个行拿到钱以后,就把它转给地方政府,作为新兴项目的资本金使用。我们知道,0.3%的利率是非常低的,即便加上一些运营成本,事实上地方政府是以大约1.2%的成本来获取资本金的。有了这笔资金,它就可以从其它商业银行或者经营机构来融资,来搞基础设施建设。这其中的杠杆率有多少呢?¥1.00元的专项建设基金,大概可以拉动¥5.00元的投资。

  通常,资本投资项目的资本金率一般在20%,剩下的80%是从其它金融机构借过来的。那么,地方政府先有了这一块钱,又可以从其它金融机构借到四块钱,就相当于有了五块钱的投资。利用这种办法,2015年,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总额达到了8000亿,2016年的上半年,这一数字达到了1万亿。那么,我们全年计划的基建总额为1.6万亿,这1.6万亿加上去年的8000亿,共2.4万亿,它如果拉动五倍的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就可以达到12万亿。

  而我们现在一年的基建投资不过10万亿,通过专项建设基金,拉动了12万亿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使未来两到三年的基建投资问题得到了成功解决。

  解决了基建投资的问题,就能够保证基础设施建设的有序进行,那么就能够持续地消化一部分钢铁、水泥、玻璃等传统行业过剩的产能,再加上与拉动需求相结合,就使得今年的钢铁、煤炭价格有了新一轮的上涨。

  但是同时,专项建设基金也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看待这样一笔经费?大家都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地方债,而国务院43号文件要清理整顿的恰恰就是地方债。这说明,任何一项政策都可能是“双刃剑”,它既有好处也有坏处。

  归纳地说,今年以来,政府采取了这样两大政策措施,一是供给侧改革,通过一些手段来去产能、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二是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一些产业政策来拉动经济。针对产业政策,北京大学的林毅夫与张维迎两位教授也一直在进行尖锐的讨论,这说明,我们的整个社会对市场与政府的命题,对我们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存在着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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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经济下行的速度基本稳住了

  一、价格上升对经济稳定的作用

  那么,在我看来,两个政策的推行取得了哪些成果呢?大家都知道,今年,连续3个季度,我们的GDP平均都是6.7%。这说明,在经济下行的时期,我们有稳住它的能力,使之不再下滑。特别是第三季度,我们也在研究,为什么第三季度并没有采取太多措施,但经济仍然能够稳在6.7%的点位上?

  我们的货币政策,从第一季度实行扩张,第二季度回归中性,到了第三季度,我们的经济增长仍然稳定,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供给侧改革对价格的稳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同时,我们也能够感觉到,物价也稳住了。价格是怎么稳住的?比如我们的工业品的出厂价在去年一轮暴跌之后,从今年3月份起,其环比连续保持了三个月的上升,6月份有小幅下跌,但7、8、9月份,环比又上来了。

  举例来说,今年年初,煤炭的价格是330元/吨,到了10月份,已经涨到了600元/吨了,涨了一倍还要多,焦炭价格涨得就更猛了。为什么这两种产品的价格明显看涨?第一是电力需求的提升,第二是钢铁产量的增长。钢铁产量与焦炭的消耗量正相关,所以,焦炭的价格也被拉了上来。同理,因为钢铁价格的上涨,铁矿石的价格也涨了起来。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工业品价格的上涨,从今年的5月份开始,工业企业的利润发生了明显的好转。利润好转了以后,经济的运行就进入了平稳阶段,企业开始敢生产了。因此可以认定,价格的上升是第三季度经济稳定运行的重要因素。

 二、工业品价格上涨,谁是功臣?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这一轮工业品的价格上涨?是供给侧改革的结果吗?我个人认为,大概的原因有四个。

  第一,去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开始了一轮暴跌,导致了几乎所有这类产品的生产国、生产企业的亏损,其中受到影响最大的国家是巴西、俄罗斯和澳大利亚,还有中东的一些石油出口国,这使它们的经济运行情况变得非常差。当时我们认为,不可能一直这样跌下去,一定会有一轮反弹,毕竟全球的货币政策都是相对宽松的。

  第二,迄今为止,全球已有九个国家实行了负利率政策,特别是欧洲和日本,在今年2月份以后也实现了负利率。而令人不解的是,在日元、欧元宣布实行负利率以后,美元的汇价不升反降。很多人会认为,负利率使货币政策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总不能把负利率政策对准普通百姓吧?如果拿着100块钱存到银行,结果只能取出来99元的话,那我们肯定就不会再存款了,钱就会变成“窖藏”物品。所以,当大家都认为货币政策不再有任何余地以后,美元就会贬值,美元的贬值,又能够促使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

  第三,人民币贬值。从2015年8月11日至今,人民币对美元已经贬值了10%,从而使进口价格所有上升。

  第四,自2015年11月份起,我们的M1上涨速度飞快,其反弹的速度超过了M2,并且一路在上涨。M1是企业的活期存款+现金投放量,它涨起来之后,用于交易的货币就多了起来,因此我们判断,不论经济形势怎样不好,只要M1涨上来,它仍然还可以推动一部分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

 三、贬值“贬”出的世界第二

  那么,为什么一季度大量的货币投放没有引起M2的快速增长,但是M1却涨得如此迅猛?我想这需要得到企业界的高度关注。在这之后,我们也发现,虽然大宗商品价格的环比上涨了,但是经济并没有实现增长。有人认为,这可能是一个流动性陷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我认为,M1的大幅度上升,主要有几种原因。

  1、地产销售活跃。地产商在销售之前,首先要把它转为活期存款,但是这笔钱不会用于投资。

  2、融资平台拉动。刚才我们谈到,1.8万亿的专项建设基金划拨下去之后,银行的配套资金已经拨给了融资平台,但是,项目却并没有开工。这时候,融资平台就只好把钱再全部存到银行里去。所以我认为,融资平台存入银行的钱,是有可能拉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它总是要把钱投资到项目上去。

  3、行政事业单位的大量存款。我们发现,中国目前的行政事业单位有大量的存款放在银行,有人猜想这可能是在反腐过程中所缴获的赃款,暂时不能支出,就只能存起来。

  4,供给侧改革。诚然,我们限制了产能,钢铁、煤炭的产量都下来了,但是需求仍然存在,所以价格自然就会上涨。

  那么,在这四个原因中,哪一个是主要的原因呢?我们分析认为,人民币的贬值应该是一个主因,其次才是供给侧改革。尽管供给侧改革是有成效的,但它不是稳定经济下行速度的主要原因。

  同时我也认为,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大幅上升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美元迟早还是会升值,只要美元加息,它就有升值潜力。而美元的升值会抑制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

  总结地说,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之后,我国经济下行的速度基本稳住了,工业品价格的环比开始上涨,企业的利润在上升,财政收入也有所好转。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根据预计,今年预计的财政收入是增加3%,但实际上从1到9月份,已经增加了5.9%,这种增长的速度是很快的。尽管这里面存在争论,但是总体上,通过对1到9月份经济形势的评价,我认为还是相对正面的。单纯地看经济增速,虽然我们比印度差一些,但是相比于其它国家,还是好很多,而且印度的增速再快,它大概也仅相当于我们九十年代的水平而已。

 》 中国经济悬而未决的几大问题

  尽管2016年以来的经济运行情况有值得肯定之处,但是我国的经济发展仍然存着很多问题,并且也是非常的严峻的问题。

  比如,应对“四降一升”,我们并没有立竿见影的解决方案。它不可能仅仅依靠某一个政策就产生逆转,也没有寻找到扼制风险上升的途径,在这几个问题依然存在的情况下,还有五大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第一,产能过剩——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产能过剩的问题并没有真正地解决,并且也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今年应对产能过剩的主要的方法是行政干预,就是强制关闭钢铁厂,或者是消减它的产能,炼钢量不仅分解到了企业,并且分配到了具体的高炉。也就是说,通过行政手段,我们强行指定了哪几台高炉可以生产,其它则必须要停产。但是,行政手段并不是万能的仙丹,只要钢铁价格上涨,行政手段必然失效,只有采取市场化的手段去杠杆,或者采取企业兼并破产的办法。

  如上是钢铁的去产能的方式,那么,煤炭的产能过剩怎么办?煤炭行业采取的办法是控制开工节奏。原来一年可以生产365天,现在要去产能,则要求煤炭行业里所有的企业,每年只允许开工276天,周末则不允许生产。靠这种办法,煤炭的产量也被压了下来。然而结果又很尴尬,就是在突然之间,南方地区出现了煤荒,只好去进口。今年,煤炭的进口量是1.4亿多吨,而煤炭价格的上涨,使进口的一部分红利流入到了越南、印尼等煤炭出口国,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本来,国内的产能有很多,价格在400-500元/吨也是合理的,但是现在卖到了600元,对于需求端来说,它只能到世界市场上去寻求性价比更高的产品。这些都是“去产能”所带来的问题。

  那么,去产能下一步到底应该怎么办?最好的办法当然是通过国企改革,让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但是这条路显然会很漫长。而2017年去产能还需继续,届时我们将怎样做?现在看来,行政手段还是要用,毕竟刚才说到,我们通过行政的手段,提升了工业品出厂价格,增加了企业效益,同时也减轻了地方政府的困难。但是这样更加说明,去产能所面临的问题非常多,也非常复杂,未来的路会越走越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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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房地产市场——洛阳纸贵,白居不易

  1. 房地产市场的罪与罚

  房地产的问题在于,通过去库存的办法把房价拉升以后,库存是去掉了,但是房地产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今年10月份以后,有20多个城市又开始压制它的过快上涨,这样就把房地产的销售压了下来。

  我们今年的GDP稳在了6.7%,原因是什么?去年我们稳住GDP的方法是靠金融, 在GDP的6.9%中,就有金融拉动的1.2%。如果没有去年股市的又一轮暴涨,我们的GDP大概只能达到5.9%。

  那么今年GDP稳在6.7%,靠的是什么?第一,房地产拉动了0.5%;第二,汽车行业拉动了0.2%。要是没有这两个行业的拉动,今年前个三季度的GDP可能只有6%,6.7%是保不住的。

  那么,我们通过调控,把房地产这部分压了下去,明年怎么办?我们都很担忧,不清楚明年应该靠什么能把GDP稳在6.5%左右,还要不要靠汽车?要不要靠房地产?房子的库存没有了之后又该怎么办?应该承认,中国的房地产确实作用了中国经济,压下去不行,不压下去也不行。那么,有没有一种长效的机制来解决它?这是大家都在讨论的问题。

  房价很难控制,行政手段虽然能够暂时缓解问题,但是一旦反弹,就会很惊人,房价至少会上涨50%。而房价的上涨毕竟区别于大白菜的上涨,后者即便涨了100%,老百姓也消费得起,并且他还可以选择不消费,但是作为刚需的房产,即使上涨几个百分点,也会导致很多人从“安居乐业”的边缘滑落下去,从而使他们的人生处于长期的动荡之中。所以,我们一直在研究,如何建立一个房地产的长效机制,来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

  2. 五大法宝解决房地产的供给侧

  去年,我们讨论房地产的供给侧改革,提出了五个办法。

  第一,要解救中国的土地制度。在我国的土地制度中,有两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一个是小产权房如何解决?另一个是土地还有没有开发余地。一二线城市还有余地吗?在房子存量很多的三四线城市,土地能不能收紧?这些都与土地制度有关。

  但是大家都知道,解救中国的土地制度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比如针对最近一轮的房地产价格上涨,北京市跟央行就有分歧。北京市政府认为,房价快速上涨的原因是央行发行的货币过多,而央行则认为,并非货币惹的祸,而是因为北京市在进行功能疏解,所以放弃了很多新增的土地使用权。没有新增地块,库存只会越来越少,那么价格就会上涨。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在房价快速增长的北京、上海,政府要给它新增用地指标,但是当地政府会拒绝。为什么?因为有了用地指标,后续就是拆迁程序,而拆迁所带来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经常有人因此而锒铛入狱。

  在这种背景之下,怎么能解决房地产的供给问题?所以,导致了20个大城市房价疾速上涨的原因到底是货币发多了,还是土地减少了,还是地方政府不想要地?至今,学者们还在争论不休,并且尚未得出很有说服力的结论。

  同时,不得不指出的是,我们的中央政府坚持认为,现行货币政策是稳健的。

  但是,我们分析,两种情况导致的问题非常突出,在有些城市,确实是没有地了,比如深圳;而有的城市是拒绝新增的用地指标土地。

  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明确的,解决土地问题,只能通过土地制度。但是通过种种现象我们看,这一条路也一定会万分艰难,至少在我看来,五年之内是无法解决的。

  第二,要解决房地产的投融资问题。房地产本身有其专门的融资制度,对其如何融资、向谁融资等等做出了规范。而这个融资制度本身,是想为一些低收入群体解决问题,比如通过成立一些政策性的住宅银行、改革我们的公积金制度等等方法,解决这部分人群的融资问题。而不是在居民家里本来有房子的情况下,通过加杠杆,去鼓励他买房、炒房。

  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我们的做法正是通过加杠杆,商业银行直接放款出来。大家都知道,今年的M2里,绝大部分来自房地产,房地产的贷款余额已经达到了27万亿,而今年增加的1.8万亿贷款,依然是用于购房的贷款,在我们新增的贷款里,有50%属于房地产,这样一来,房价怎么会不涨呢?

  第三,要解决房地产的税收制度问题。这也是大家都在争论的,土地出让金与房地产税到底怎样解决的问题,目前看来,这是一个死结。

  第四,要解决户籍制度问题。至今,我们也没有解决农民工的户籍问题,因此,通过农民进城来拉动需求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

  第五,要解决行政资源配置的问题。大家都知道,房价涨得最厉害的地段往往是学区房,或者是医院房。其背后的逻辑是,只要公共服务不均等,个别地方的房价就会涨得很厉害。

  但是,令人遗憾,尽管去年所出台的一系列政策都是要通过供给侧改革来解决问题,但是没有一条涉及到了上述五项。然后,我们也并没有一个方案涉及到发行货币,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却偏偏采用了这个发法。

 第三、财政赤字——部分县市财政进入了负增长

  根据前面提到的数字可以看出,今年,政府的财政收入是可以的,但是,明年怎么办?特别在有一些地区,比如包括东北、华北、西北在内的“三北地区”,一些县、市一级的财政都进入了负增长。而大家都知道,县、市级财政往往是“吃饭财政”,它主要用于教师、公务员等群体的工资发放。那么财政收入赤字了,这些人怎么办?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第四、民间资本投资动力不足

  刚才说到,我们的经济运行,靠房地产、靠基建的拉动,稳在了6.7%这个位置,但同时,制造业投资和民企投资增长的速度在下滑,并且下滑得非常之快。民间资本投资动力不足,不愿意去投资,就说明投资环境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或者是投资风险过大,预期收益不够。当然,可能的原因还有很多,这里暂不展开。

 第五、金融风险的概率在上升

  金融风险不可能横空出世,它往往有一个酝酿的过程。目前看来,金融风险的概率有所上升的。

  那么在一般的领域里,存在没有风险的行业吗?在我看来,有一些行业的风险确实所有减少,比如刚才说到的,钢铁行业的利润在好转,原来一些产能过剩比较严重的企业变得不再那么困难了,那么,它在银行的贷款或者它所发行的债务风险就会有所下降。

  但是,还有一些风险潜伏了下来,并且在不断增加。个人认为,目前至少有三个领域的风险是增加的。

  1. 债券市场如履薄冰

  债券市场的风险上升,好多债务可能要违约,只要利率上升,债市就会出事。现在看来,美元存在很大的加息可能性,而欧洲、日本的负利率政策似乎也已经穷途末路,全球的货币还会继续执行宽松政策。当然,继续加大宽松规模的可能性也不大。

  那么,全球如果都在进行货币紧缩,中国国内是否还能继续宽松?如果全球收紧货币,中国却仍然在执行宽松政策,显然会导致资本的外流。但是如果我们也紧缩,短期之内,市场利率就有可能上涨,从而摧毁我们的债券市场,这是我所看到的一个非常大的风险。而同时,人民币汇率的风险也在上升。

  那么我们怎么办?现在的办法是紧盯美国,时刻注意它什么时候加息,会加多少次?短期来看,美元加息一次,我们是可以应对的,但是如果它加两次,我们怎么办,加三次呢?同时,我们还要参照日本、欧洲的货币政策,最终到底会怎样,这是非常复杂的课题,无人能够总览全局,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2. 唇亡齿寒,保险与房地产

  大量保险公司举牌房地产,那么,当房地产价格下来以后,在这两个行业中,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都是不确定的,并且我们也无法找到一个应对不确定的方法,所以说这里面也潜藏着重重的危机。

  3、李代桃僵债转股

  此外,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在持续上升,政府正在通过债转股等方式在逐步解决。

  第六、按下葫芦又起瓢的需求政策

  目前,通过发行货币和财政直接对外投资等方式,使所有需求政策的效应都在减弱。比如今年,我们的社会融资总量可能会达到18万亿,但是新增GDP仅能达到5万亿。这意味着,尽管实现了5万亿的新增,但是整个社会的发债总额是18万亿,相当于GDP的4倍。也就是说,当银行系统、金融系统每生出四块钱,就会退给GDP一块钱。

  这一情况到明年会越发严重,其比例可能会不断上升。最后导致的结果是,如果想要高的GDP增速,就要以更快的速度去发行货币,那么杠杆率就会持续提高。

  如果这些钱大量滞留在虚拟部门,无法进入实体经济,那么,所谓“按下葫芦又起瓢”,我们一控制股市,房地产市场就会“起包”;把房地产市场控制住,另外的地方又会“起包”,总之进入不了实体经济。

  而明年的“包”会起在哪里?民众是要继续炒石头,还是去炒名画,还是炒大宗商品,或者又回归股市,他会怎样选择?这种货币超发带来的投资焦虑,使预期一旦被引导,就会有一轮狂热的跟风。这不是理性的选择,更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所以,我所看到的是,我们的经济发展卓有成效,但是问题也十分“坚挺”,可以概括为两句话:经营风险在积累,内生增长动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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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经济如何看?2018,中国经济或能探底

  一、GDP,可以再慢一些

  如果要维持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一要靠政策,二要靠改革。但是前面讲过,供给侧结构改革面临着那么大的困难与压力,改革步履维艰。所以说,政策怎么靠?靠哪方面的政策?靠财政吗?财政没有钱;靠货币吗?货币政策的效应又在下降。那么,我们的GDP增速慢一点行不行?不行!因为十三五规划提出,我们的GDP必须保持6.5%的增速,到了2020年,则必须翻两番。面对这些问题,决策部门如何通盘考虑,这非常考验我们政府的智慧。

  如果维持政策基本不动,保持它的连续性与稳定性,那么,我们经济的增的速会下降到何种程度呢?

  如果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不发生大的调整,其中,财政不扩张,其赤字占GDP的比重维持在3%。同时,货币也不扩张,维持现有的物价水平,那么,我们的GDP可能是多少?

  有一种货币政策是征信。近几年来,征信的意思大概就是,如果我们既定的GDP目标为6.5%,物价为2.5%,然后再加上财政赤字的3%,可以得出M2的增长速度。然后,把房地产行业的影响、汽车行业的影响考虑进去,我个人认为,在维护现有政策的情况下,GDP应该会滑向6%,也许会是6.3%左右。这也是不错的一个速度,与今年的6.7%相比,只下滑了0.4%。并且这种预测并未把国际影响列进去,如果国际形势发生大的变化,那么6.3%也是无法维持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GDP坚持要在6.5%以上,那么请问,政府怎么办?是扩财政还是扩货币?财政本身已经很困难了,它当然不会同意这个办法。而货币超发也不行,它不知道新的“包”会从哪里鼓出来。

  并且,在杠杆率不断累加、货币政策效应下降、财政政策的作用日渐微弱、地方政府财政赤字的情况下,需求政策又该怎么办?

  所以这一切的问题,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措施?我们不知道政府最终会怎样决策,但我的建议是,考虑到一些就业的因素,明年的GDP应该尽量保持在6.5%左右。

  还有,扩财政还是扩货币?目前看来,相对还是扩财政,不能再去扩货币了。货币一旦扩出来,不知道会从哪里起“包”,到时候就很难压下去了。

  那么,扩财政怎么扩?有一个办法,就是想办法让财政的钱直接进入到实体经济。这就引发出了另一个问题,就是扩什么?是扩大支出,还是减税?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扩支出,又存在投资于基建等硬实力方面,还是投次于软实力,比如办法、培训等等?这是目前一直存在的一个争论。

  而减税也存在争论,我们减税的对象是谁?是民企还是国企?或者是一些特定的行业?每一个政策的出台,都会对各行业产生深远的影响,需要我们深入地研究。

  我的建议是,尽管明年的GDP最好能够保持在6.5%左右,但是没有必要死保6.5%,甚至要求达到6.5%以上。同时,应该让财政政策发挥作用,尽量不要使用货币政策,因为我们的杠杆不能再往上加了,再加下去,风险也会无限逼近。

  在财政方面,应该减少不必要的支出,用来为更多的企业减税。刚才提出,减税的对象是谁?我认为,应该面对那些真正基于百姓需求提供服务的企业,这些企业的税负减轻了,它生产的动力就被激活了,这是多么好的图景。我们说,财政政策怎样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就是它不能与市场需求相背离。抛砖引玉地说,假如当前的汽车市场需求旺盛,那么是否能够为汽车企业减税?汽车企业的税负一减轻,汽车的生产的动力马上就会提升,这里面存在一个叠加效应。

  那么,明年市场最大的需求会是什么?我们看到,战略性新兴行业、服务业,包括文化、教育、旅游、养老、休闲、体育等等行业是目前发展态势良好的领域,市场有需求,所以我建议,要为这类行业减一减税。

  但是,知易行难。新兴战略性行业的准入门槛非常高,并且对投资的需求也非常大,那么,我们的政策能否向它们倾斜,能否由财政贴息来支持战略新兴行业的技术改造?如果能够出台类似的政策,我想,明年的GDP保持在6.5%是有可能的。在此基础上,配合以适当的、中性的货币扩张也未尝不可,但绝不应该像目前这种大规模发行货币的模式。

  二、2018,中国经济或能探底

  那么,企业家们还在关于一个问题,也是争论得很厉害的问题,就是6.5%的增速要保持到什么时候?我们中国的经济大概什么时候能到底?一般认为,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自2012年开始,已经有了连续6年的下降,但其下降的幅度是越来越小的。我们从最初的9.3%降到了7.7%,然后是7.3%、6.9%、6.7%、6.5%,最后可能还会到6.4%等等,可以观察到,其收窄的幅度越来越大,这说明市场发挥了它的调节作用。

  另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是,中国经济什么时候能到底?一般的看法是,当过剩的产能基本出清,就应该是经济到底的时候,所以,我曾经告诉过很多人,一定要注意那么产能过剩的行业什么时候出清。在这些行业的产能出清之前,经济基本上有望在一两年之内触底反弹。这是因为,在传统行业产能出清的过程中,一些新的行业同时在上升,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服务业等都会上升,这似乎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

  具体来说,我认为在2018年左右,我们的经济有可能会到达底部,并在那个位置呈现出一定的稳定性。这时候,我们的相当多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就有了更大的着力点,就可以调整为中性的政策。但是,也不能指望政策能够实现瞬间的有效高速,这会是一个过程,比如我们1998年有过一轮扩张,之后的2000年,经济开始探底,而我们真正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却是在2003年才真正撤出的。

  如果经济形势能够按照我的预测去走,届时,在经济已然到底,财政、货币政策尚未撤出的阶段,这个时候,就可以进行股票方面的投资了。因为经济到底的时候,货币也放了出来,财政也要继续放量,这个时候,股市肯定会有一定的利好。

  那么我们也认为,中国的财政、货币政策真正要从市场撤出,至少应该是2020年以后的事情。我们一直在感慨,说中国的这一轮货币扩张,一扩12年。从2008年开始,一下子要扩到2020年,将来积累下来的货币将会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所以,我们对未来还无法准确判断,还需要广大企业界的朋友共同来把这些问题研究透彻。今天与大家所交流的内容,是一家之言,但是,回归常识可谓大道至简,各位企业家一定会悟在天成,欢迎大家的批评指正,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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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决中国的“四降一升”,其核心是要找要问题的源头。我们认识到,导致“四降一升”的主要矛盾在供给端,就是说,我们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与消费者的需求存在着很大的偏差,我们无法生产出消费者真正需要的东西,比如服务业,像养老、休闲、旅游、文化、教育等等领域,需求是存在的,但是我们的供给质量和数量却严重不足。

2016-11-03 10:10:43

Recently, due to the persistent cost pressure in the south, the price of concrete has risen slightly with the raw materials, but the growth of market demand is limited, and the overall quotation is still stable. From October 31 to November 6, the national concrete price index closed at 112.47 points, up 0.31% annually and down 10.11% year-on-ye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