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信中心首席经济师:中国经济悬而未决的几大问题

2016-11-03 10:10:43

要解决中国的“四降一升”,其核心是要找要问题的源头。我们认识到,导致“四降一升”的主要矛盾在供给端,就是说,我们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与消费者的需求存在着很大的偏差,我们无法生产出消费者真正需要的东西,比如服务业,像养老、休闲、旅游、文化、教育等等领域,需求是存在的,但是我们的供给质量和数量却严重不足。

  本文为祝宝良先生在2016第四届华夏基石十月管理高峰论坛上的演讲实录:回归常识——探寻企业成长新动能,2016第四届华夏基石十月管理高峰论坛于10月29日于北京举办,十三五规划专家宏观政策解读、金融证券专家经济剖析、实战管理学专家给出实战建议,让我们一起回归原点、寻找灵魂、寻找基石!

各位来宾,早上好!

  非常高兴再次来到华夏基石十月管理高峰论坛,每次参加这个论坛,我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就会增强一步。

  在座各位都是中国经济的所谓“三新”——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开拓者,也都共同关心着中国经济的走势。那么今天,我从几个方面入手,对中国经济,为大家做一个全面的解释。

 》 我国经济面临着“四降一升”的矛盾

  日前,中央政治局就今年前三个季度的经济形势进行了讨论,我们最近也在研究明年的经济形势,那么,我们要怎样去看它?

  要看清当前中国经济的形势,首先要了解两个背景。第一,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两会讨论,对今年中国经济形势的预判是“四降一升”,即在2016年,经济的增长速度会下降、工业品的价格会下降、企业,尤其是工业企业的利润会下降、国家的财政收入会下降。同时,金融与经济的风险在上升。

  针对这“四降一升”,我们去年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建议。要解决中国的“四降一升”,其核心是要找要问题的源头。我们认识到,导致“四降一升”的主要矛盾在供给端,就是说,我们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与消费者的需求存在着很大的偏差,我们无法生产出消费者真正需要的东西,比如服务业,像养老、休闲、旅游、文化、教育等等领域,需求是存在的,但是我们的供给质量和数量却严重不足。

  导致供给问题的原因可能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企业自身的技术不行,二是行业本身的管制限制。那么,为了应对这种局面,我们就要进行改革,减少管制,并着手创新。

  另一种情况是,有一些商品在市场上,甚至是全球市场上的需求量已然萎缩到非常小的程度,但是我们的产能却严重过剩,这种类型的产能过剩相对集中在11个传统行业,包括众所周知的钢铁、煤炭,还有一些国有成分较高的行业,比如造船、有色、水泥、玻璃等等。

  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过剩行业的产能去掉,工业品的价格就有可能稳定下来,从而使企业的利润率得到上升。企业的利润率上升了,它自然会产生强有力的内生动力,这种来自企业的内生的动力可以带动投资,从而也能够为财政收入的提高提供保证,进行使金融风险大大降低,这是一个常显而易见的完整链条。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适当扩大内需。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改革,这是根据对中国经济形势的预判,解决“四降一升”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路。因此,供给侧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五项:去产能、去库存、降杠杆、降成本。同时,还要补短板,稳住经中国经济的增长。

  如今,一年过去了,当我们回头去审视,可以发现,去产能是有成果的,不论是在房地产领域,还是在钢铁、煤炭等行业,都初步实现了去产能。

  去库存的目标也得到了部分实现,包括大家看到的,在10月份之前,房地产有了新一轮的暴涨。我曾经在2月份发表过一篇文章,中心思想就是尽管我们部分实现了房地产去库存的目标,但是我们使用的方法完全是错误的。我们希望政府用供给侧改革的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包括一线城市增加房地产的供给,三四线城市通过解决农民工的户籍问题来拉动需求等等,但实际上政府的做法是直接通过增发货币,把房地产的价格顶了上来。因此,在进入10月份以后,政策又不得不进入到新一轮的房地产调控。

  在降企业成本方面的成绩还不错,比如营改增,还有电力价格的调整等等。我们测算下来,到目前为止,整个企业的成本能够降到8000亿,当然,这是全国的总量,具体到行业就很少了。

  去杠杆的工作才刚刚开始。这是我看到的“三去一降一补”的成绩,是根据供给侧改革的总体思路所做的一些具体的工作。

 》 学界对经济政策产生全所未有的分歧

  除了“三去一降一补”,我们还可以适当扩大总需求。扩大总需求的方式,我们主要采取的有三种方式。

 一、宽松的财政政策

  今年以来,我们的财政政策相对是非常宽松的,尤其是财政支出的节奏非常迅速。今年的1到9月份,政府财政赤字已经达到了15000亿,而去年同期的财政赤字大概只有6000亿,可见今年的财政支出与去年相比,速度要快得多。按照这个速度,全年下来,大约能够多出9000亿人民币,能够占到GDP的1.5%左右,这个速度是比较惊人的。

 二、货币政策

  大家都知道,今年一季度的经济形势比较严峻,所以我们一季度货币发行的速度也特别快,它所引发的最直观的现象就是房价的暴增。尽管此举可以帮助房地产去库存,但是刚才也曾谈到,这种方法可能是存在问题的,所以,现在重点应该着手研究如何解决房地产的问题。

 三、产业政策

  我们所采取的一些产业政策,无外乎这样三个:

  1、房地产政策。自2015年3月30日起,政府对房地产的调控政策就开始放松,包括首付、信贷等政策都有所放松,还有一些税收也开始减免,到了今年一季度则再次加码,结果还是我们看到的,房地产新一轮的价格暴涨。

  2、汽车的政策。自2015年10月1日起,1.6升小排量汽车的购置税减半征收。去年我们减了10%,今年减了5%,此举使汽车购置税的年征收额减少了600个亿。所以,今年的汽车销售量也有了一轮暴涨,全年预计的销售大概能够达到2800万辆。这部分减少的购置税,原本是交通部用来搞基建的,现在一下子减少了600亿,交通部的意见自然会很大。而与此相对应的是整个财政收入的增加,所以,这就引发了对这一政策的争议。

  3、财政资金的筹措。政府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必然需要投资,那么,钱从哪里来?主要是靠财政筹措资金。刚才讲到,最近两年,地方政府的财力下降较快,而且在2015年,国务院还有一个专门用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的第43号文件,不再允许地方政府以融资平台的形式举债。经过这样的清理整顿,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就开始下降,基础设施建设的资本金也就没有了来源,而没有资本金,银行也不能够放贷或者发债。

  但是大家都知道,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海绵城市、地下管廊,还有一些所谓的环保项目、环保设备等等,无不需要大量的投资。但是,地方政府没有钱,项目就无法开工,甚至连业主都没有。因此,保证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就是要解决资本金的问题。

  那么,资本金从哪里来?无奈之下,在去年的8月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就推出了专项建设基金的做法,即由国家开发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业向其它经营机构发债,主要是向邮储银行发债。其发债的利率是3%,并由中央财政贴息90%,也就是说,国开行和农发行实际发债的利率只有0.3%。

  当两个行拿到钱以后,就把它转给地方政府,作为新兴项目的资本金使用。我们知道,0.3%的利率是非常低的,即便加上一些运营成本,事实上地方政府是以大约1.2%的成本来获取资本金的。有了这笔资金,它就可以从其它商业银行或者经营机构来融资,来搞基础设施建设。这其中的杠杆率有多少呢?¥1.00元的专项建设基金,大概可以拉动¥5.00元的投资。

  通常,资本投资项目的资本金率一般在20%,剩下的80%是从其它金融机构借过来的。那么,地方政府先有了这一块钱,又可以从其它金融机构借到四块钱,就相当于有了五块钱的投资。利用这种办法,2015年,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总额达到了8000亿,2016年的上半年,这一数字达到了1万亿。那么,我们全年计划的基建总额为1.6万亿,这1.6万亿加上去年的8000亿,共2.4万亿,它如果拉动五倍的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就可以达到12万亿。

  而我们现在一年的基建投资不过10万亿,通过专项建设基金,拉动了12万亿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使未来两到三年的基建投资问题得到了成功解决。

  解决了基建投资的问题,就能够保证基础设施建设的有序进行,那么就能够持续地消化一部分钢铁、水泥、玻璃等传统行业过剩的产能,再加上与拉动需求相结合,就使得今年的钢铁、煤炭价格有了新一轮的上涨。

  但是同时,专项建设基金也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看待这样一笔经费?大家都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地方债,而国务院43号文件要清理整顿的恰恰就是地方债。这说明,任何一项政策都可能是“双刃剑”,它既有好处也有坏处。

  归纳地说,今年以来,政府采取了这样两大政策措施,一是供给侧改革,通过一些手段来去产能、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二是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一些产业政策来拉动经济。针对产业政策,北京大学的林毅夫与张维迎两位教授也一直在进行尖锐的讨论,这说明,我们的整个社会对市场与政府的命题,对我们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存在着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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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经济下行的速度基本稳住了

  一、价格上升对经济稳定的作用

  那么,在我看来,两个政策的推行取得了哪些成果呢?大家都知道,今年,连续3个季度,我们的GDP平均都是6.7%。这说明,在经济下行的时期,我们有稳住它的能力,使之不再下滑。特别是第三季度,我们也在研究,为什么第三季度并没有采取太多措施,但经济仍然能够稳在6.7%的点位上?

  我们的货币政策,从第一季度实行扩张,第二季度回归中性,到了第三季度,我们的经济增长仍然稳定,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供给侧改革对价格的稳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同时,我们也能够感觉到,物价也稳住了。价格是怎么稳住的?比如我们的工业品的出厂价在去年一轮暴跌之后,从今年3月份起,其环比连续保持了三个月的上升,6月份有小幅下跌,但7、8、9月份,环比又上来了。

  举例来说,今年年初,煤炭的价格是330元/吨,到了10月份,已经涨到了600元/吨了,涨了一倍还要多,焦炭价格涨得就更猛了。为什么这两种产品的价格明显看涨?第一是电力需求的提升,第二是钢铁产量的增长。钢铁产量与焦炭的消耗量正相关,所以,焦炭的价格也被拉了上来。同理,因为钢铁价格的上涨,铁矿石的价格也涨了起来。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工业品价格的上涨,从今年的5月份开始,工业企业的利润发生了明显的好转。利润好转了以后,经济的运行就进入了平稳阶段,企业开始敢生产了。因此可以认定,价格的上升是第三季度经济稳定运行的重要因素。

 二、工业品价格上涨,谁是功臣?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这一轮工业品的价格上涨?是供给侧改革的结果吗?我个人认为,大概的原因有四个。

  第一,去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开始了一轮暴跌,导致了几乎所有这类产品的生产国、生产企业的亏损,其中受到影响最大的国家是巴西、俄罗斯和澳大利亚,还有中东的一些石油出口国,这使它们的经济运行情况变得非常差。当时我们认为,不可能一直这样跌下去,一定会有一轮反弹,毕竟全球的货币政策都是相对宽松的。

  第二,迄今为止,全球已有九个国家实行了负利率政策,特别是欧洲和日本,在今年2月份以后也实现了负利率。而令人不解的是,在日元、欧元宣布实行负利率以后,美元的汇价不升反降。很多人会认为,负利率使货币政策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总不能把负利率政策对准普通百姓吧?如果拿着100块钱存到银行,结果只能取出来99元的话,那我们肯定就不会再存款了,钱就会变成“窖藏”物品。所以,当大家都认为货币政策不再有任何余地以后,美元就会贬值,美元的贬值,又能够促使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

  第三,人民币贬值。从2015年8月11日至今,人民币对美元已经贬值了10%,从而使进口价格所有上升。

  第四,自2015年11月份起,我们的M1上涨速度飞快,其反弹的速度超过了M2,并且一路在上涨。M1是企业的活期存款+现金投放量,它涨起来之后,用于交易的货币就多了起来,因此我们判断,不论经济形势怎样不好,只要M1涨上来,它仍然还可以推动一部分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

 三、贬值“贬”出的世界第二

  那么,为什么一季度大量的货币投放没有引起M2的快速增长,但是M1却涨得如此迅猛?我想这需要得到企业界的高度关注。在这之后,我们也发现,虽然大宗商品价格的环比上涨了,但是经济并没有实现增长。有人认为,这可能是一个流动性陷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我认为,M1的大幅度上升,主要有几种原因。

  1、地产销售活跃。地产商在销售之前,首先要把它转为活期存款,但是这笔钱不会用于投资。

  2、融资平台拉动。刚才我们谈到,1.8万亿的专项建设基金划拨下去之后,银行的配套资金已经拨给了融资平台,但是,项目却并没有开工。这时候,融资平台就只好把钱再全部存到银行里去。所以我认为,融资平台存入银行的钱,是有可能拉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它总是要把钱投资到项目上去。

  3、行政事业单位的大量存款。我们发现,中国目前的行政事业单位有大量的存款放在银行,有人猜想这可能是在反腐过程中所缴获的赃款,暂时不能支出,就只能存起来。

  4,供给侧改革。诚然,我们限制了产能,钢铁、煤炭的产量都下来了,但是需求仍然存在,所以价格自然就会上涨。

  那么,在这四个原因中,哪一个是主要的原因呢?我们分析认为,人民币的贬值应该是一个主因,其次才是供给侧改革。尽管供给侧改革是有成效的,但它不是稳定经济下行速度的主要原因。

  同时我也认为,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大幅上升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美元迟早还是会升值,只要美元加息,它就有升值潜力。而美元的升值会抑制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

  总结地说,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之后,我国经济下行的速度基本稳住了,工业品价格的环比开始上涨,企业的利润在上升,财政收入也有所好转。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根据预计,今年预计的财政收入是增加3%,但实际上从1到9月份,已经增加了5.9%,这种增长的速度是很快的。尽管这里面存在争论,但是总体上,通过对1到9月份经济形势的评价,我认为还是相对正面的。单纯地看经济增速,虽然我们比印度差一些,但是相比于其它国家,还是好很多,而且印度的增速再快,它大概也仅相当于我们九十年代的水平而已。

 》 中国经济悬而未决的几大问题

  尽管2016年以来的经济运行情况有值得肯定之处,但是我国的经济发展仍然存着很多问题,并且也是非常的严峻的问题。

  比如,应对“四降一升”,我们并没有立竿见影的解决方案。它不可能仅仅依靠某一个政策就产生逆转,也没有寻找到扼制风险上升的途径,在这几个问题依然存在的情况下,还有五大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第一,产能过剩——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产能过剩的问题并没有真正地解决,并且也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今年应对产能过剩的主要的方法是行政干预,就是强制关闭钢铁厂,或者是消减它的产能,炼钢量不仅分解到了企业,并且分配到了具体的高炉。也就是说,通过行政手段,我们强行指定了哪几台高炉可以生产,其它则必须要停产。但是,行政手段并不是万能的仙丹,只要钢铁价格上涨,行政手段必然失效,只有采取市场化的手段去杠杆,或者采取企业兼并破产的办法。

  如上是钢铁的去产能的方式,那么,煤炭的产能过剩怎么办?煤炭行业采取的办法是控制开工节奏。原来一年可以生产365天,现在要去产能,则要求煤炭行业里所有的企业,每年只允许开工276天,周末则不允许生产。靠这种办法,煤炭的产量也被压了下来。然而结果又很尴尬,就是在突然之间,南方地区出现了煤荒,只好去进口。今年,煤炭的进口量是1.4亿多吨,而煤炭价格的上涨,使进口的一部分红利流入到了越南、印尼等煤炭出口国,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本来,国内的产能有很多,价格在400-500元/吨也是合理的,但是现在卖到了600元,对于需求端来说,它只能到世界市场上去寻求性价比更高的产品。这些都是“去产能”所带来的问题。

  那么,去产能下一步到底应该怎么办?最好的办法当然是通过国企改革,让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但是这条路显然会很漫长。而2017年去产能还需继续,届时我们将怎样做?现在看来,行政手段还是要用,毕竟刚才说到,我们通过行政的手段,提升了工业品出厂价格,增加了企业效益,同时也减轻了地方政府的困难。但是这样更加说明,去产能所面临的问题非常多,也非常复杂,未来的路会越走越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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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房地产市场——洛阳纸贵,白居不易

  1. 房地产市场的罪与罚

  房地产的问题在于,通过去库存的办法把房价拉升以后,库存是去掉了,但是房地产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今年10月份以后,有20多个城市又开始压制它的过快上涨,这样就把房地产的销售压了下来。

  我们今年的GDP稳在了6.7%,原因是什么?去年我们稳住GDP的方法是靠金融, 在GDP的6.9%中,就有金融拉动的1.2%。如果没有去年股市的又一轮暴涨,我们的GDP大概只能达到5.9%。

  那么今年GDP稳在6.7%,靠的是什么?第一,房地产拉动了0.5%;第二,汽车行业拉动了0.2%。要是没有这两个行业的拉动,今年前个三季度的GDP可能只有6%,6.7%是保不住的。

  那么,我们通过调控,把房地产这部分压了下去,明年怎么办?我们都很担忧,不清楚明年应该靠什么能把GDP稳在6.5%左右,还要不要靠汽车?要不要靠房地产?房子的库存没有了之后又该怎么办?应该承认,中国的房地产确实作用了中国经济,压下去不行,不压下去也不行。那么,有没有一种长效的机制来解决它?这是大家都在讨论的问题。

  房价很难控制,行政手段虽然能够暂时缓解问题,但是一旦反弹,就会很惊人,房价至少会上涨50%。而房价的上涨毕竟区别于大白菜的上涨,后者即便涨了100%,老百姓也消费得起,并且他还可以选择不消费,但是作为刚需的房产,即使上涨几个百分点,也会导致很多人从“安居乐业”的边缘滑落下去,从而使他们的人生处于长期的动荡之中。所以,我们一直在研究,如何建立一个房地产的长效机制,来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

  2. 五大法宝解决房地产的供给侧

  去年,我们讨论房地产的供给侧改革,提出了五个办法。

  第一,要解救中国的土地制度。在我国的土地制度中,有两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一个是小产权房如何解决?另一个是土地还有没有开发余地。一二线城市还有余地吗?在房子存量很多的三四线城市,土地能不能收紧?这些都与土地制度有关。

  但是大家都知道,解救中国的土地制度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比如针对最近一轮的房地产价格上涨,北京市跟央行就有分歧。北京市政府认为,房价快速上涨的原因是央行发行的货币过多,而央行则认为,并非货币惹的祸,而是因为北京市在进行功能疏解,所以放弃了很多新增的土地使用权。没有新增地块,库存只会越来越少,那么价格就会上涨。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在房价快速增长的北京、上海,政府要给它新增用地指标,但是当地政府会拒绝。为什么?因为有了用地指标,后续就是拆迁程序,而拆迁所带来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经常有人因此而锒铛入狱。

  在这种背景之下,怎么能解决房地产的供给问题?所以,导致了20个大城市房价疾速上涨的原因到底是货币发多了,还是土地减少了,还是地方政府不想要地?至今,学者们还在争论不休,并且尚未得出很有说服力的结论。

  同时,不得不指出的是,我们的中央政府坚持认为,现行货币政策是稳健的。

  但是,我们分析,两种情况导致的问题非常突出,在有些城市,确实是没有地了,比如深圳;而有的城市是拒绝新增的用地指标土地。

  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明确的,解决土地问题,只能通过土地制度。但是通过种种现象我们看,这一条路也一定会万分艰难,至少在我看来,五年之内是无法解决的。

  第二,要解决房地产的投融资问题。房地产本身有其专门的融资制度,对其如何融资、向谁融资等等做出了规范。而这个融资制度本身,是想为一些低收入群体解决问题,比如通过成立一些政策性的住宅银行、改革我们的公积金制度等等方法,解决这部分人群的融资问题。而不是在居民家里本来有房子的情况下,通过加杠杆,去鼓励他买房、炒房。

  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我们的做法正是通过加杠杆,商业银行直接放款出来。大家都知道,今年的M2里,绝大部分来自房地产,房地产的贷款余额已经达到了27万亿,而今年增加的1.8万亿贷款,依然是用于购房的贷款,在我们新增的贷款里,有50%属于房地产,这样一来,房价怎么会不涨呢?

  第三,要解决房地产的税收制度问题。这也是大家都在争论的,土地出让金与房地产税到底怎样解决的问题,目前看来,这是一个死结。

  第四,要解决户籍制度问题。至今,我们也没有解决农民工的户籍问题,因此,通过农民进城来拉动需求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

  第五,要解决行政资源配置的问题。大家都知道,房价涨得最厉害的地段往往是学区房,或者是医院房。其背后的逻辑是,只要公共服务不均等,个别地方的房价就会涨得很厉害。

  但是,令人遗憾,尽管去年所出台的一系列政策都是要通过供给侧改革来解决问题,但是没有一条涉及到了上述五项。然后,我们也并没有一个方案涉及到发行货币,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却偏偏采用了这个发法。

 第三、财政赤字——部分县市财政进入了负增长

  根据前面提到的数字可以看出,今年,政府的财政收入是可以的,但是,明年怎么办?特别在有一些地区,比如包括东北、华北、西北在内的“三北地区”,一些县、市一级的财政都进入了负增长。而大家都知道,县、市级财政往往是“吃饭财政”,它主要用于教师、公务员等群体的工资发放。那么财政收入赤字了,这些人怎么办?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第四、民间资本投资动力不足

  刚才说到,我们的经济运行,靠房地产、靠基建的拉动,稳在了6.7%这个位置,但同时,制造业投资和民企投资增长的速度在下滑,并且下滑得非常之快。民间资本投资动力不足,不愿意去投资,就说明投资环境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或者是投资风险过大,预期收益不够。当然,可能的原因还有很多,这里暂不展开。

 第五、金融风险的概率在上升

  金融风险不可能横空出世,它往往有一个酝酿的过程。目前看来,金融风险的概率有所上升的。

  那么在一般的领域里,存在没有风险的行业吗?在我看来,有一些行业的风险确实所有减少,比如刚才说到的,钢铁行业的利润在好转,原来一些产能过剩比较严重的企业变得不再那么困难了,那么,它在银行的贷款或者它所发行的债务风险就会有所下降。

  但是,还有一些风险潜伏了下来,并且在不断增加。个人认为,目前至少有三个领域的风险是增加的。

  1. 债券市场如履薄冰

  债券市场的风险上升,好多债务可能要违约,只要利率上升,债市就会出事。现在看来,美元存在很大的加息可能性,而欧洲、日本的负利率政策似乎也已经穷途末路,全球的货币还会继续执行宽松政策。当然,继续加大宽松规模的可能性也不大。

  那么,全球如果都在进行货币紧缩,中国国内是否还能继续宽松?如果全球收紧货币,中国却仍然在执行宽松政策,显然会导致资本的外流。但是如果我们也紧缩,短期之内,市场利率就有可能上涨,从而摧毁我们的债券市场,这是我所看到的一个非常大的风险。而同时,人民币汇率的风险也在上升。

  那么我们怎么办?现在的办法是紧盯美国,时刻注意它什么时候加息,会加多少次?短期来看,美元加息一次,我们是可以应对的,但是如果它加两次,我们怎么办,加三次呢?同时,我们还要参照日本、欧洲的货币政策,最终到底会怎样,这是非常复杂的课题,无人能够总览全局,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2. 唇亡齿寒,保险与房地产

  大量保险公司举牌房地产,那么,当房地产价格下来以后,在这两个行业中,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都是不确定的,并且我们也无法找到一个应对不确定的方法,所以说这里面也潜藏着重重的危机。

  3、李代桃僵债转股

  此外,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在持续上升,政府正在通过债转股等方式在逐步解决。

  第六、按下葫芦又起瓢的需求政策

  目前,通过发行货币和财政直接对外投资等方式,使所有需求政策的效应都在减弱。比如今年,我们的社会融资总量可能会达到18万亿,但是新增GDP仅能达到5万亿。这意味着,尽管实现了5万亿的新增,但是整个社会的发债总额是18万亿,相当于GDP的4倍。也就是说,当银行系统、金融系统每生出四块钱,就会退给GDP一块钱。

  这一情况到明年会越发严重,其比例可能会不断上升。最后导致的结果是,如果想要高的GDP增速,就要以更快的速度去发行货币,那么杠杆率就会持续提高。

  如果这些钱大量滞留在虚拟部门,无法进入实体经济,那么,所谓“按下葫芦又起瓢”,我们一控制股市,房地产市场就会“起包”;把房地产市场控制住,另外的地方又会“起包”,总之进入不了实体经济。

  而明年的“包”会起在哪里?民众是要继续炒石头,还是去炒名画,还是炒大宗商品,或者又回归股市,他会怎样选择?这种货币超发带来的投资焦虑,使预期一旦被引导,就会有一轮狂热的跟风。这不是理性的选择,更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所以,我所看到的是,我们的经济发展卓有成效,但是问题也十分“坚挺”,可以概括为两句话:经营风险在积累,内生增长动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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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经济如何看?2018,中国经济或能探底

  一、GDP,可以再慢一些

  如果要维持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一要靠政策,二要靠改革。但是前面讲过,供给侧结构改革面临着那么大的困难与压力,改革步履维艰。所以说,政策怎么靠?靠哪方面的政策?靠财政吗?财政没有钱;靠货币吗?货币政策的效应又在下降。那么,我们的GDP增速慢一点行不行?不行!因为十三五规划提出,我们的GDP必须保持6.5%的增速,到了2020年,则必须翻两番。面对这些问题,决策部门如何通盘考虑,这非常考验我们政府的智慧。

  如果维持政策基本不动,保持它的连续性与稳定性,那么,我们经济的增的速会下降到何种程度呢?

  如果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不发生大的调整,其中,财政不扩张,其赤字占GDP的比重维持在3%。同时,货币也不扩张,维持现有的物价水平,那么,我们的GDP可能是多少?

  有一种货币政策是征信。近几年来,征信的意思大概就是,如果我们既定的GDP目标为6.5%,物价为2.5%,然后再加上财政赤字的3%,可以得出M2的增长速度。然后,把房地产行业的影响、汽车行业的影响考虑进去,我个人认为,在维护现有政策的情况下,GDP应该会滑向6%,也许会是6.3%左右。这也是不错的一个速度,与今年的6.7%相比,只下滑了0.4%。并且这种预测并未把国际影响列进去,如果国际形势发生大的变化,那么6.3%也是无法维持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GDP坚持要在6.5%以上,那么请问,政府怎么办?是扩财政还是扩货币?财政本身已经很困难了,它当然不会同意这个办法。而货币超发也不行,它不知道新的“包”会从哪里鼓出来。

  并且,在杠杆率不断累加、货币政策效应下降、财政政策的作用日渐微弱、地方政府财政赤字的情况下,需求政策又该怎么办?

  所以这一切的问题,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措施?我们不知道政府最终会怎样决策,但我的建议是,考虑到一些就业的因素,明年的GDP应该尽量保持在6.5%左右。

  还有,扩财政还是扩货币?目前看来,相对还是扩财政,不能再去扩货币了。货币一旦扩出来,不知道会从哪里起“包”,到时候就很难压下去了。

  那么,扩财政怎么扩?有一个办法,就是想办法让财政的钱直接进入到实体经济。这就引发出了另一个问题,就是扩什么?是扩大支出,还是减税?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扩支出,又存在投资于基建等硬实力方面,还是投次于软实力,比如办法、培训等等?这是目前一直存在的一个争论。

  而减税也存在争论,我们减税的对象是谁?是民企还是国企?或者是一些特定的行业?每一个政策的出台,都会对各行业产生深远的影响,需要我们深入地研究。

  我的建议是,尽管明年的GDP最好能够保持在6.5%左右,但是没有必要死保6.5%,甚至要求达到6.5%以上。同时,应该让财政政策发挥作用,尽量不要使用货币政策,因为我们的杠杆不能再往上加了,再加下去,风险也会无限逼近。

  在财政方面,应该减少不必要的支出,用来为更多的企业减税。刚才提出,减税的对象是谁?我认为,应该面对那些真正基于百姓需求提供服务的企业,这些企业的税负减轻了,它生产的动力就被激活了,这是多么好的图景。我们说,财政政策怎样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就是它不能与市场需求相背离。抛砖引玉地说,假如当前的汽车市场需求旺盛,那么是否能够为汽车企业减税?汽车企业的税负一减轻,汽车的生产的动力马上就会提升,这里面存在一个叠加效应。

  那么,明年市场最大的需求会是什么?我们看到,战略性新兴行业、服务业,包括文化、教育、旅游、养老、休闲、体育等等行业是目前发展态势良好的领域,市场有需求,所以我建议,要为这类行业减一减税。

  但是,知易行难。新兴战略性行业的准入门槛非常高,并且对投资的需求也非常大,那么,我们的政策能否向它们倾斜,能否由财政贴息来支持战略新兴行业的技术改造?如果能够出台类似的政策,我想,明年的GDP保持在6.5%是有可能的。在此基础上,配合以适当的、中性的货币扩张也未尝不可,但绝不应该像目前这种大规模发行货币的模式。

  二、2018,中国经济或能探底

  那么,企业家们还在关于一个问题,也是争论得很厉害的问题,就是6.5%的增速要保持到什么时候?我们中国的经济大概什么时候能到底?一般认为,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自2012年开始,已经有了连续6年的下降,但其下降的幅度是越来越小的。我们从最初的9.3%降到了7.7%,然后是7.3%、6.9%、6.7%、6.5%,最后可能还会到6.4%等等,可以观察到,其收窄的幅度越来越大,这说明市场发挥了它的调节作用。

  另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是,中国经济什么时候能到底?一般的看法是,当过剩的产能基本出清,就应该是经济到底的时候,所以,我曾经告诉过很多人,一定要注意那么产能过剩的行业什么时候出清。在这些行业的产能出清之前,经济基本上有望在一两年之内触底反弹。这是因为,在传统行业产能出清的过程中,一些新的行业同时在上升,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服务业等都会上升,这似乎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

  具体来说,我认为在2018年左右,我们的经济有可能会到达底部,并在那个位置呈现出一定的稳定性。这时候,我们的相当多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就有了更大的着力点,就可以调整为中性的政策。但是,也不能指望政策能够实现瞬间的有效高速,这会是一个过程,比如我们1998年有过一轮扩张,之后的2000年,经济开始探底,而我们真正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却是在2003年才真正撤出的。

  如果经济形势能够按照我的预测去走,届时,在经济已然到底,财政、货币政策尚未撤出的阶段,这个时候,就可以进行股票方面的投资了。因为经济到底的时候,货币也放了出来,财政也要继续放量,这个时候,股市肯定会有一定的利好。

  那么我们也认为,中国的财政、货币政策真正要从市场撤出,至少应该是2020年以后的事情。我们一直在感慨,说中国的这一轮货币扩张,一扩12年。从2008年开始,一下子要扩到2020年,将来积累下来的货币将会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所以,我们对未来还无法准确判断,还需要广大企业界的朋友共同来把这些问题研究透彻。今天与大家所交流的内容,是一家之言,但是,回归常识可谓大道至简,各位企业家一定会悟在天成,欢迎大家的批评指正,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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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决中国的“四降一升”,其核心是要找要问题的源头。我们认识到,导致“四降一升”的主要矛盾在供给端,就是说,我们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与消费者的需求存在着很大的偏差,我们无法生产出消费者真正需要的东西,比如服务业,像养老、休闲、旅游、文化、教育等等领域,需求是存在的,但是我们的供给质量和数量却严重不足。

2016-11-03 10:1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