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煤炭为代表的产能过剩行业到底有多惨？近期有消息称，部分如僵尸状的超困难企业基于存续等原因，刻意隐瞒真实财务数据，甚至涉嫌造假，以增加与银行等债权人的谈判筹码。
姑且不深入探究上述案例是否为普遍现象，或者财务造假趋于何种程度，基本上可以确定的是，传统的“以债养债”、“以产养产”模式继续维系的难度越来越大，这对半市场化半行政化的去产能过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产能过剩从来就不是突发现象，对于周期性行业而言，钢铁、煤炭、远洋运输等行业早已陷入产能过剩泥潭，但要摆脱泥潭绝非朝夕之功便可实现。人们习惯于将钢铁、煤炭价格与白菜等日常消费品作比，借以阐释相关行业的日渐衰微，在人们的意识中，山西就是煤炭产能过剩，而河北就是钢铁产能过剩。
粗暴的逻辑认为，以行政化手段强力干预产能过剩行业，辅助以兼并重组等市场化方式，逐步消化过剩产能。这显然是比较理想的状态，而如何在实操过程中平衡各方博弈力量则又是另外一回事，市场与行政、政府与企业、企业与债权人、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员工等，博弈无处不在。
以市场与行政为例，两种力量应分别以何种配比参与消化过剩产能并无严格的量化标准，也不存在必然的主辅关系。打个简单比方，一家连员工工资都无法正常支出的企业几乎不可能通过完全市场化的手段寻求外部资本救助，同样，一家处于寡头垄断地位的产能过剩企业也不可能继续通过行政化手段获取更多的额外资源。
从实务层面来看，具备国资背景的产能过剩企业，行政手段介入相对较深，但正是这些体量庞大的央企或国企，构成了过剩产能的主要来源。
再如企业与债权人，其间的博弈可能更为微妙，最本质的原因是，企业一旦破产，债权人便面临严重的索债风险。于是，债权人既要适时适度的追讨债务，又不能逼得太紧，甚至有时候还不得不继续出资支援，以保证原有债权的相对安全。
以银行的风险评估和贷后管理体系，大致掌握煤炭或钢铁企业的真实财务数据并不见得很难，关键是银行停贷之后可能会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特别是行政力量介入后，原有的平衡可能会发生倾斜，银行等债权人与企业的博弈便更为微妙。实务中确实存在部分企业以巨额债务为筹码，裹挟债权人的恶性事件，对于长期亏损的产能过剩企业而言，亏损与现金流断裂之间仅一步之遥，亏损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可逆转的现金流断裂。
这并不是说银行纵容企业造假甚至“指导”造假，而是说，在产能过剩这样一个社会性问题面前，格式化、教条式的评价标准不一定适用。
若从社会层面审视煤炭、钢铁等困难企业则会发现，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博弈最难把握，这也直接令去产能过程步履维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有些行业及企业越生产越亏损，生产越多，亏损越大，但就是不能不生产，不生产不仅仅意味着将市场拱手相让，更意味着会造成大量人员闲置，引发社会问题。于是，钢铁、煤炭等产能过剩行业的主要企业一般都不会主动限产，希望其他企业先限产，这种局面不应该用道德标准予以评价，毕竟在大环境下，没有一家企业过得比其他企业更好。
长期维持现状肯定不是最佳方案，但最佳方案又是什么呢？或许造船业及航运业感受更加明显，航运低迷，船厂与航运企业一边忍受巨亏一边说，“航运最低迷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实际上诸多案例表明，行业最低迷的时期不一定是大多数企业最困难的时期，反倒是市场预期行业即将复苏的时候，企业才纷纷折戟，熔盛重工、*ST舜船及易主之前的长航凤凰均是如此。
“以时间换空间”，据说这是目前产能过剩行业较为倾向的策略，其逻辑在于，行业终有复苏之日，以连续亏损、借新还旧，甚至债务重整等方式“死扛”，被动奉行不大规模裁员、不大规模减产的策略，以期行业复苏。当然，这种策略并不太符合当下去产能、去库存的总体定调，更为重要的是，煤炭、钢铁等行业不仅仅是行业不景气，而是产能确实到了严重过剩的地步。
有必要指出的是，当下各级政府及企业都在谈去产能，但鲜有行之有效且可在全国或全行业推广的具体实施方案。或许方案并不难制定，难的是去产能必然会造成利益重新分配，谁受益谁受损，或者说谁的利益应该优先保护，怎样保护，颇费思量。
履新国资委主任不久的肖亚庆在今年两会期间曾表示，去产能的思路是“多兼并重组，尽可能少破产”，他说任何改革涉及到职工利益时，要稳妥处理好员工利益。“我相信不会出现下岗潮，不会出现90年代时候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