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能过剩成为本次两会的焦点问题。就在两会期间，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化解过剩产能。
值得注意的是市场的反应似乎和政策意图背道而驰，包括国内一线城市的房价和海外铁矿石的价格暴涨，以及实体经济继续低迷。
值得注意的是，两会期间代表和部长们的讨论，虽然纷纷献计如何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端来化解过剩产能，但对如何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充满矛盾。
一个重要原因，是媒体宣传不懂得产能过剩正是市场机制失灵的结果，不可能只靠市场机制去解决。我们必须理清思路，看清现实，才能对症下药。否则只会理论脱离实际，误国误民。
理想和现实的四种“市场机制”
首先我们要指出的是，目前国内议论的“市场”概念，包含四种完全不同的含义，必须正本清源。
第一种是，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上的“理想市场”，主要标志是存在稳定的均衡价格，前提是存在保证供求均衡的有效调节机制，才能保证市场出清。
问题是，国内媒体几乎完全不明白均衡市场存在的条件。那就是需求曲线斜率向下，价高需少；以及供给曲线斜率向上，价高供多。供求曲线只有唯一的稳定交点，才会有自动稳定的完美市场。假如市场价格不能自动稳定，市场机制必然失灵。
新古典经济学研究过的市场失灵，包括外部性的污染，信息不对称的欺骗，委托-代理关系的道德风险等等。行为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和复杂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市场失灵的根源是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不再是直线，而是S形或Z形，造成不稳定的多稳态，市场会暴涨暴落，包括出现衰退或危机。
图1：线性和非线性的供求曲线，对应自稳定和非稳定的市场机制。
新古典经济学给出的自稳定的市场机制：需求曲线DD斜率为负，供给曲线SS斜率为正。两者只有一个交点即市场的均衡态。条件是需求方是“理性人”能做独立的优化判断，规避风险，不受他人影响。供给方满足规模报酬递减或不变，只求利润最大化，不追逐市场份额。
社会相互作用产生的非线性需求曲线：同一价格下可能存在三个均衡态，导致需求量可能暴涨暴跌。原因是需求者的羊群跟风行为。大家买跟着买，大家抛跟着抛。造成市场泡沫或恐慌。
非线性供给曲线。例如劳力供给，下方低于生存线时，为了生存，工资越低越得加班。上方过了温饱阶段，宁愿度假，工资越高工作越少。只有中间段满足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假设，工资高，自愿工作时间长。
企业的产出也有类似规律：亏损时不得不赔钱生产来维持现金流，盈利足够大时反而可以限产控制市场话语权。
需求侧机制失灵的根源，在于需求定律失效，涨价并不能引导需求下降，原因包括炫耀消费的非理性行为，金融的寡头造势和内部交易，股市的投机需求“追涨杀跌”的羊群行为，虚假广告，以及缺乏有效的质量检测和产品分类评级制度等等，都可能导致价格信号不能充分反映商品的质量和资产的优劣，也不一定能诱导消费者做合理的买卖决定。目前一线大城市的高房价，不可能由未来的收入流得到回报，只是投机者期待下一个傻瓜来接盘。
供给机制失灵的根源，在于企业生产不服从规模报酬递减的约束，包括市场分割与垄断，规模报酬递增，断裂式的技术替代等等引发的内生不稳定性。国际市场投机热钱的冲击，以及政府政策的失误，也会带来市场稳定机制的破坏。
生产过剩就是市场价格机制失灵的病态。如果不采取税收、监管等非价格机制来恢复市场的稳定性，反而强调减少政府干预就能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完全是文不对题。
第二种是，不同发达国家分别打造的“规范市场”，表现在价格稳定，竞争有序。但是成立条件远比教科书经济学的完美自由市场复杂，包括严格的质量检测标准，严格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严格的监管机制，多种竞争的产权体制，以及严惩欺诈行为，以及应对危机的系统办法。
大家称赞的德国工业品市场，法国巴黎的农贸市场，新加坡房地产市场，日本的医疗市场，和美国的研发市场等等，都是典型的规范市场，而非教科书的自由放任市场。
中国目前规范最好的应当数旅馆业的分级定价监督制度和工业产品的质量认证制度，最薄弱的当属房地产、医疗、教育、金融、环保等市场。
中国游客到西方抢购国内生产的马桶盖、化妆品和奢侈品，不只是供给侧创新不足的问题，而是连接供给侧和需求侧的营销市场出了大问题。
虚假广告，媒体的崇洋时尚，以及被放大的骄奢文化，宣扬的是浮夸的炫耀消费和现代病的生活方式，打压的是理性健康的生活方式。不立法治理虚假广告，不改造国内大都市的崇洋氛围，干部和精英阶层不以身作则，引领健康的消费潮流，盲目追求高收入、高消费，必然重沓西方覆辙，未富先骄。
需要指出的是，历史上包括意大利、荷兰、英国、美国都存在过发达的金融市场，但是最终都由于金融市场的过度扩张导致实体经济的衰落。
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规范金融市场的样板，可以让中国仿效，并解决发展中国家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战略。所以，探索中国自主规范的金融市场，避免英美金融病的弯路，是中国未来的重大挑战。[Page]
第三种是，目前西方主导的“国际垄断市场”，包括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 百分之几的真实供需变化，会放大为十倍以上的大幅波动。国际金融寡头投机炒作的资金，是真实市场运作资金规模的几十倍。这次金融危机，凸显国际金融市场的凶险，是国际上屡次发生的金融危机之源。
第四种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自发市场”，政府治理能力不足以规范市场的行为，留下大量灰色经济和投机活动的土壤，包括逃税、走私、洗钱、赌博、贩毒、卖淫、腐败等等。
据西方学者估计，俄国转型时的灰色经济约占GDP的90%，印度约占70%， 美国灰色经济的规模约三分之一，中国灰色经济的规模肯定也不小。
发达国家的真实市场起码是双轨制，中国更是多轨制。教科书经济学描写的单轨制、无套利机会、完美市场等等，只是“华盛顿共识”的宣传。当代发展不平衡的世界，要建设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规范市场，还有很长的试错过程。
应当指出，中国不同产业、不同区域的市场规范差距极大。很大程度上，中国市场秩序的混乱和不足，源于市场规范的落伍，而非政府干预过多。近来中国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大幅动荡，食品市场的假冒伪劣，清楚显示中国目前的主要问题不是什么“粗放增长”，而是“粗放管理”导致“粗放竞争”。
没有合理的市场规范，才会导致市场竞争的结果，不是“优胜劣汰”，而是“劣币驱逐良币”。讨论深化市场化改革，务必明确指导思想，究竟是哪种市场，为谁服务中国目前政策矛盾的原因，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在实验阶段，制造业的市场规范相对成熟，但是金融市场、教育市场、医疗市场、尤其是房地产市场的规范还远远落后。新古典经济学的信条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思想互相冲突，却又兼容并包，导致市场规范的思想混乱。地方政府出台的房地产政策，究竟是保护投机者，寻租者，还是保护农民工的安居乐业，还是青年学生的婚姻家庭具体问题必须具体分析，盲目批评中国市场扭曲，幻想和“国际接轨”就能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抽象地谈论深化市场改革或加强政府作用， 无助于落实全面小康的中国梦。
西方市场大幅波动和产能过剩的严酷现实
国内媒体经济学这几年宣传的一大错误，是把中国市场波动和过剩产能归之于政府干预，把国际接轨当做克服市场扭曲的主要出路。他们盲目相信西方教科书经济学宣传的完美市场， 完全不了解西方市场的现实。
下面的数据显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市场，设备利用率，和西方主导的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价格动荡的幅度远超中国，过剩产能的问题也远胜于中国，如此才能理解为什么发达国家，和依赖西方的资源输出国家，在经济危机发生后的表现远不如中国。
由于数据的来源有限，我们重点展示美国的状况，以破除国内对美国市场的迷信。
美国钢铁、汽车等重工业的周期性产能过剩
我们先来看看许多人以为理想的美国市场，其过剩产能的周期变化到了什么程度。例如，美国钢铁设备的利用率（即产能利用率）在40-105%之间大幅振荡，从来没有实现什么稳定的均衡。振荡的平均周期在7年左右。
美国汽车制造业的产能过剩的变动幅度，比钢铁业还要严重。设备利用率在36-95% 大幅摆动。平均周期为5.5年。
制造业的设备平均利用率比钢铁、汽车的状况好一些，在64-89%之间摆动，平均周期为7年。
全球的钢铁产能情况如何呢？以下是国际钢铁协会2015年12月的最新数据：全球粗钢产量中，中国占比例为49.5%;全球钢铁企业的产能利用率都在下降，2015年均值为69.7%，中国2015年粗钢的产能利用率为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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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中国解决产能过剩的呼声出现过多次，2004-2005年，部分行业被认为出现产能过剩，但随后被迅速发展的经济消化。从1995年第一季度到2014年三季度的整个中国工业产能利用率均值来看，二十年间在65%-85%之间波动，波动幅度并不大。
来自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内部课题“我国产能过剩风险评估与化解”的部分成果，左边数值为工业产能利用率。
2009年以来中国部分行业产能利用率。其中2013年，粗钢、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造船等行业被列为严重产能过剩行业。空格为信息缺失。
来源：“我国产能过剩风险评估与化解”课题数据，及部分公开数据
中国水泥网的另外一份数据显示，一带一路的落实，开始带动水泥行业发展，水泥产能过剩有所缓解。
回顾历史，过剩产能的产生，不完全是供给侧的问题，更和宏观经济的走势有关。如果宏观经济恢复增长，过剩产能很快消化不算，还会在产量、质量两方面都上新台阶。
如果宏观经济失策，再优秀的企业也会出现财务危机。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多次面临破产，全靠国会拨款救助，起死回生。所谓的“僵尸企业”，究竟是技术落伍的植物人，还是虎落平阳，必须由行业老将鉴定，不能让没有实业经验的债主说了算。
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幅度远超真实供求的变动
按照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价格机制应当保证市场的平稳优化运作。如有偏离，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也应当反映真实供求失衡的程度。
现实完全相反是，以美国主导的大宗商品国际市场价格的大幅波动，主要由投机性的垄断竞争驱动，不但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严重冲击，也导致西方发达国家产生持续的经济周期和不断复发的金融危机。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组数据，西方国际市场大宗商品的变化幅度和变化周期，见下表。
例如，钢铁制品的价格指数，2002年1月为107.1，2008年8月涨到294.4，6年间，6年半涨了1.7倍； 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9年5月，跌到169.2，9个月跌去43%。
危机过后钢铁价格依然大幅振荡，2011年7月回升到256.9，14个月涨了52%，到2015年底又跌回171.0，4年下跌三分之一。铁矿石2003年12月仅13.82，2008年12月升到69.89， 2011年2月继续升到187.18，7年涨了12.5倍！然后一路下跌，到2015年12月只有39.60，4年跌去近80%。
煤的价格，2005年11月为40.78， 2008年7月涨到192.86，不到3年涨了3.7倍！2009年3月跌到65.36，8个月跌去三分之二。2011年1月煤价回升到141.94，不到2年涨了1.2倍；到2015年10月又一路跌到56.05，4年跌去61%。
玉米的价格波动更为频繁。2004年10月为93.37， 2008年6月升到267.11，4年不到涨了近2倍；到2009年9月跌到150.57，一年多跌去44%;2012年7月回升到332.95，3年涨了1.2倍；2015年8月跌到162.74，3年跌去过半。
不难看到，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暴涨暴跌的幅度，远大于国内相应价格的波动幅度。例如国内玉米价格下跌三成，对农民生计即产生重大影响，如果和国际接轨，下跌幅度高达50%以上，中国的农业如何生存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更为严重，因为会影响一系列下游产业。如此大的工农业原材料的价格波动，如果没有国家的价格管理和金融政策的扶持，除了大的国有企业，有多少中小企业、哪怕民营大企业能够承受？如果实行彻底的自由贸易，和国际价格接轨，中国的基础工业和基础农业如何生存中国企业的利润比美国薄的多，主要原因不是什么供给侧的创新不足。而是：
第一，国际营销渠道控制在跨国公司手里。给苹果公司代工的企业，收入分成的比例只有百分之几，美国股东利润获得的比例超过50%。
第二，中国大宗商品的采购没有定价权。尤其是铁矿石采购，各企业恶性竞争，给西方垄断企业白送超额利润。这方面，高铁的集体采购策略要高明的多。中国如果不学日本农业合作社的联合采购和营销方式，就只能给西方跨国公司打工挣血汗钱，不可能积累利润搞技术创新。
中国国企改革的首要任务，不是什么提高利润率，而是占领国际市场的制高点，包括技术制高点和定价的话语权。国企只要稳定薄利就可以了，竞争性的赢利产业应当让给民营企业去做。
短期不赚钱、长期对国家安危至关重要的基础建设和战略产业，国企要承担主要责任。国际市场上对抗投机性的跨国公司和金融寡头，也是国有大企业的主要责任。
国内的媒体经济学，只反国企垄断，不反跨国公司垄断，还争相引进投机性的金融寡头，是对国家经济安全的重大威胁。中国金融主管部门，切莫被“人民币国际化”的虚荣诱惑，看不清美欧日量化宽松等待中国接盘的巨大风险。[Page]
创新和产业升级不足以弥补行业间利润率的巨大差距
世界银行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理论，鼓吹中国这样的制造业大国去工业化，发展所谓高端服务业（知识和信息产业），来向高收入国家过渡。如果我们观察美国不同产业的利润率，不难发现美国行业之间利润率的巨大差距。请见表II。
从表II不难发现几个事实：
第一，金融危机对美国重工业的打击程度不亚于中国，即使美国在这些领域依然保持技术和创新的领先地位。高科技意味着高难度、高投资、高风险、但不等于高利润，高科技的发展也就离不开政府和社会各种形式的支持或“价格扭曲”， 包括各行业不同的税率、 工资标准、管理成本、财务成本、研发成本、以及政府补贴等等。
科技革命、信息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但是产业的技术升级未必带来产业的高利润。恰恰相反，新技术巨大的研发投资、设备更新、和不确定性，可能导致新能源等产业的巨额亏损。对知识经济极端重要的出版、教育产业，利润很低，也必须由政府和社会投资扶持。这是混合经济和双轨制长期存在的理由。私有化不可能保证国家占领经济制高点和社会的稳定发展。
第二，看不到各行业之间有利润率趋同的趋势。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利润率分布很宽，从高利润、中利润、到低利润都有，而且和技术复杂或先进的程度没有一定关系，反而和产业集中度与市场规模有关系。这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理论不符。
第三，产业的经济效率即利润率，不等于社会效率。令人震惊的事实是，美国利润率处于低端的基础产业，竟然包括对国计民生极为重要的交通、汽车、农业，以及亏损的电讯、化工、钢铁、绿色能源、贵金属、矿业、煤炭、和石油天然气的生产与勘探。
但是，损害国民经济的烟草、虚拟金融、和过度医疗却处于利润率的高端。
第四，创造大量就业的传统产业，如造船、轮胎等制造业的净利润高于半导体、信息、软件等高科技产业，鞋业、服装、机械等传统制造业的净利润和化工、航天、电子、计算机等尖端产业相当。用所谓要素价格的比较优势来否定劳力密集的制造业，说什么“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没有经验依据。
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理论，不能解释西方经济的现实。原因有三：
第一，民族国家或联邦体制固化了区域差距，西方发达国家的商品市场从未实现规制统一和发展均衡。
第二，不同产业的生命周期和调节速度大不相同，从金融市场的高频交易，到基础设施长达几十年的建设周期，加上技术革命和国际竞争造成的大国兴衰，历史上从未形成利润率趋同的趋势，也就不存在价格稳定均衡的国际市场，这给创新、造势、投机、和羊群行为都留下巨大的空间。
第三，历史观察表明，工业化经济越复杂，市场的不稳定性越大，要求政府干预的力度和广度也与时俱进。
金融投机的规模和祸害
大宗商品国际市场的大幅波动，完全背离国际贸易的均衡理论。2008年金融危机更是从房地产的次贷危机开始，引发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危机。至今西方国家的金融改革不敢触及金融危机的根源。我们先以石油价格为例，来揭露大宗商品国际市场的现实。
依据国际能源署（IEA）的数据，从2013年第2季度到2015年第4季度，世界石油的需求量增加了3.7%，供给量增加了6.2%。仅仅2.5年时间，油价大跌了70%!请注意，美国2003年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的3个月期间，油价还在$30 左右，战争造成的油价波动也只16%。
代表8000家美国石油零售和批发商的美国石油营销商协会会长吉利甘 ，2009年1月接受美国CBS电视采访时揭露：过去5年间，商品投机资本增23倍，规模从$130亿美元猛增到$ 3000亿美元。期货市场上的投机交易量是实体交易的27倍，期货市场60-70%是投机资本。包括：加州退休基金，哈佛捐赠基金，JP摩根，对冲基金、主权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投机交易使石油价格可以在1年内翻倍，然后在3个月内和股市一同崩溃。
问题更严重的是，美国主导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威胁更大。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 的数据，世界金融衍生品的市场规模，近年来在$500-700万亿美元之间变动，约为美国GDP 的40倍， 世界GDP 的 11倍。
美欧日大规模量化宽松的结果，刺激了货币投机的交易规模。货币每日交易量从2007年4月为$3.3万亿美元，上升到目前的为$5.3万亿美元， 为目前中国外汇储备的1.7倍中国外汇储备。
货币投机的金融工具，货币互换的规模从2007年的$14.3万亿美元，上升到2015年的$23.7万亿美元，增加了66%。难怪西方实体经济萎靡不振，同时热钱导致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和股市大幅动荡。
如今美欧日的量化宽松动摇了西方金融的基础，唯一希望是等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接盘，转嫁危机。
面对如此严峻的国际金融市场，国内盲目崇拜美国金融体制的经济学家，还在鼓吹金融自由化和市场并轨，鼓吹取消资本账户管制，在国内金融体制尚未理顺的情况下，无疑是引狼入室，放大中国经济调整的外来风险。中国的决策层决不可形势误判。
西方经济学的价格机制难以理解市场失稳和过剩产能的根源
了解西方经济学的人不难理解，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价格论、金融经济学的资产定价论、与发展经济学的成长决定论，都是互相矛盾的。新古典经济学价格均衡的标志是完全竞争，企业的利润率为零。
现实经济，没有如何企业可以在零利润率下生存，金融市场不可能脱离企业盈利的机制。金融嫌贫爱富的抵押担保，假如没有政府干预，如何能解决扶贫的融资问题。处理生产过剩，必然要损害一方的产权。日本美国的量化宽松，保护的是银行的资产，代价是牺牲老百姓的福利。让房地产的投机商破产，廉价转移房屋给贫民，当然不是帕累托最优。
照搬西方市场体制不可能在中国实现共同富裕，全面小康。
过剩产能是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的典型现象
国内媒体经济学几乎普遍把产能过剩的原因归之于供求关系失衡，而大规模供求失衡的原因是政府干预，把市场化作为化解过剩产能的主要手段。事实恰恰相反，产能过剩是资本主义市场的特征。
任何一个有经济史知识的人，都会记得历史上令人震惊的一幕：美国大萧条期间，一方面有三分之一的工人失业，成千上万的家庭陷于饥饿，另一方面农场主把“生产过剩”的牛奶倒在路上，宁可亏损，也不降价销售。
如此的“非理性行为”，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不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而只是为了追逐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超额利润。
假如大萧条时期是社会主义政党执政，可以非常简单地由政府出资收购卖不出去的过剩产品，直接分配给需要的民众就完了。哪有什么民生急需的过剩产品存在？这也是中国历代皇朝总会在灾荒之年打击粮食的囤积居奇，而非保护投机产权的原因。
着名匈牙利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科尔奈在研究《短缺经济》时就承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特点是供给不足，原因是资源限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是供给过剩，原因是市场限制。
科尔奈认为造成短缺经济的微观机制是预算“软约束”，使大量低效率的国有企业可以依靠政府补贴长期存在。他认为，市场化可以硬化预算约束，从而提高效率。但是东欧转型和金融危机否定了科尔奈的诊断。
西方同样存在企业的软约束。危机期间，美国政府给了亏损的三大汽车公司和金融寡头巨额援助，确实挽救了汽车公司，但是对金融机构的巨额注资并没有改善金融产业和实体经济。
东欧转型期间，按照科尔奈的处方对国有企业施加预算的“硬约束”，结果导致技术、设备、人才都比中国先进得多的东欧国有企业大批倒闭，或被西方跨国公司廉价收购，经济大幅度下降。
反而是技术、设备、人才远比东欧落后的中国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在双轨制的转型过程中，得以维持社会稳定，同时更新技术，提高了和跨国公司的竞争能力，经济持续高增长。
这正是因为转型时期，中国的政府和银行给受困的企业提供不同程度的支持。中国和西方、东欧软约束的主要差别是：西方和东欧的软约束主要用于不可持续的消费补贴，而中国主要用于有再生能力的技术投资，不断提高国际竞争能力。
价格机制是否在资源分配中占主导地位，涉及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分配机制的本质差异。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取酬。地区、产业、和等级的差别有平均主义的倾向，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收入差距比资本主义国家小得多，包括实行高所得税和高福利的北欧国家。[Page]
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优势，就是在战争、灾害、或资源困乏的时期，用平等配给的制度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社会主义国家的短缺经济，主要表现在新技术产品的供不应求，例如早先的自行车、收音机、缝纫机，和后来的电视机、小汽车、和住房。这在供给短缺，只能靠发展生产解决。
但是请记住，如何新产品的出现，都有供不应求问题。分配问题就成为经济制度的核心问题。要么抽签（彻底的平等主义），要么按等级（例如年资，职位，功勋，身份等等），要么按价格（本质是财富赋予的权力）分配。
中国困难时期，一度对短缺的消费品开放高价商店，只要有钱，如何稀缺商品都能买到。
东欧转型，价格放开，立刻产生高通胀，使民众的财富缩水。排队的短缺现象没有了，但是企业大面积倒闭，工人大量失业。用价格跳水来消除过剩产能是立杆见影，但是社会后果严重，谈不上什么“资源优化配置”。
这里，市场机制的主要优点是调节机制比等级制灵活，问题出在灵活带来是社会不稳定性。这是马克思经济学强调，而新古典经济学回避的问题。
假如供求机制能同时解决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问题，就不需要市场和非市场（所谓政府，实际包括国有和非盈利部门的分配机制）共存的混合经济。
过剩产能产生的根源在规模经济与垄断竞争
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理论，无法解释过剩产能的长期存在。因为完全竞争理论断言，价格可以自动调节供求均衡到优化水平。但是所谓的边际成本定价隐含两个假设，一是否认企业需要足够的利润来补偿初始的固定资本投资和历史欠债，二是消费者没有路径依赖，对价格涨跌的方向和幅度不敏感。这两条都是完全不现实的。
比如大剧院经常空座率很高，按照边际定价理论，开演前应该把卖不出去的票降价出售，甚至免费赠送。但是私营的老板很少愿意降价出清过剩座位。
原因一，如果收入不能偿付初始投资，就会破产倒闭，初始投资就打了水漂。
原因二，即使短期现金流可以支撑，但是给有经验的消费者创造了套利的机会，许多本来可以正常付款的买家，故意推迟到开场前等待打折票，大家仿效，正常定价的票卖不出去，就打乱了企业的正常经营。
所以现实的企业竞争，不只是技术竞争、质量竞争，而且是资本竞争。资本多，信用高（贷款软约束大）的企业，对过剩产能的容忍度强，就比其他的存活率高。问题是过剩产能持续的周期能否度过宏观经济的寒冬，就不是企业可以独立决定的问题。
金融是雪中送炭，还是火中取栗，就成为企业生死攸关的问题。政府面临的选择是让资本的利益集团说了算，还是政府按多数人的利益做统筹安排？这不仅是市场和政府的关系问题，更是中国市场的本质是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的方向问题。
研究营销学的西方专家告诉笔者，现实中几乎找不到实行边际成本定价的案例，因为实行的企业不可能生存。现实的定价策略大体可分为成本加成定价和策略定价，前者为了维持足够生存的利润，后者为了实现市场份额的目标。
在有竞争者的条件下，存在产能过剩是不可避免的，过剩产能的容忍度取决于，可调度的资金是否足以熬过市场的困难时期。
西方微观经济学只有工资的价格粘性理论试图解释失业率的存在，把工会作为价格刚性机制的替罪羊。但是企业理论无法理解为何企业主不能调节销售价格从而充分利用设备产能，如果不能预测未来的价格走势， 维持亏损经营还想实现沿时间过程的利润最大化，纯属纸上谈兵。
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商业周期理论，和金融的企业兼并理论，从实证上观察到产能过剩的具体原因，比如固定投资巨大、投资周期长的钢铁，和汽车产业的产能过剩要超过固定投资小、投资周期短的轻工业。创新经济学注意到不同产业的生命周期，又和技术更新的替代速度有关。
最着名的理论是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他认为技术更新的结果是社会主义最终会取代资本主义。这和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学的信念完全相反。
我们注意到市场供求均衡的解只对规模递减，和规模不变的企业成立。规模递增企业无法确定供求曲线的走向。垄断竞争和不完全竞争理论假设垄断企业有垄断利润的决定权，使实际产能处在潜在产能之下，以保证垄断利润。
问题是，这些理论都不能解释为什么会出现大萧条。
我们提出的“代谢增长论”，发现过剩产能形成的真正原因在规模经济。新兴产业的竞争者必须做大做强，否则就会在竞争中出局。但是，最后只有少数几家企业能有足够的市场份额，以保障有足够的利润空间来支持研发和营销的费用。技术落后的产业被淘汰出局形成“沉没成本”，和新兴技术不能完全排斥落后技术，都是形成过剩产能的原因。
亚当-斯密早就意识到“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在社会主义国家，市场规模主要取决于资源限制。中国前三十年的艰苦生活主要是西方经济封锁造成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富裕，主要源于西方殖民主义国家控制了世界的主要资源。
中国改革开放的高速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可以用中国生产的廉价产品交换中国稀缺的资源。但是，中国不掌握大宗商品的定价权。所以，中国产业目前所受的市场规模限制，有多重原因。
化解中国的“过剩产能” 必须区别对待
依据我们前面的分析，我们对目前国内处理过剩产能的政策，有如下建议：
目前“僵尸企业”的提法是不科学的，决定企业前途的不是债务，而是人才和技术。
我们必须搞清所谓的僵尸企业，究竟是技术上已经落后必须淘汰，还是市场波动引起的资金链的断裂？亏损企业的产品究竟是有实际需求的民生产品，还是无用或有害的商品必须销毁？企业的管理团队，究竟是久经考验的队伍，还是扶不起的阿斗必须区分化解过剩产能的产业政策、金融政策、干部政策和民生政策的不同后果。不能认钱不认人，成功的投资家看好的都是能成大事的人，而非能赚快钱的项目。中国不但要改进财务的信用制度，还要建立企业家人才的信用制度，帮助投资者建立经济信息库。
加大淘汰技术落后产能，改造污染产能的力度
目前估计的一亿吨过剩的钢铁产能，以及其他的建材产能，究竟多少是技术落后，治理污染得不偿失的企业，才需要采取关闭淘汰的措施。应当有有关产业的技术专家和行业协会参与调查，不能简单地用财务标准或资本管理的方法操作，以减少结构调整的损失。
对技术先进、人才集聚的亏损企业，要联合金融或其他产业投资重组。
中国存在大量重复竞争的企业，一个重要原因是目前的财税体制鼓励地方政府保护本地的财政收入，才会竞相发展钢铁、汽车、房地产等短期暴利、长期过剩的产业。
治理过剩产能尤其要打破地区保护，发展跨区域的整合，才能增强规模效应和国际竞争能力。尤其中国有上百家钢铁企业，上百家汽车企业，每家都形不成规模和跨国公司竞争。
要利用这次化解过剩产能的机遇，学习高铁、核电的整合经验，组建多个有国际竞争力的钢铁、建材、汽车集团，不仅民营资本可以参与国有企业的改造，国有资本也可投资有技术、有人才、但是缺资金的民企，在国际竞争中做大做强。
如何改革财政税收体制以鼓励跨区域的整合，也是世界难题，有待中国的体制创新。这次中央推出京津翼的协作和长江流域的协作，是很好的思路。希望推广到产业链的整合，才能发挥社会主义大协作，全国一盘棋的优势。
用收入分配的政策有效利用民生急需的过剩产能即使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也表明，传统的货币政策无法解决产能过剩的危机。财政政策除了扶持供给侧的企业，更应当直接补贴急需的弱势群体。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重演美国倒掉过剩牛奶的悲剧。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人均钢铁的使用量和家庭汽车保有量，中国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所以中国只有相对收入水平的产能过剩，不存在绝对的产能过剩。
尤其目前钢铁、建材、汽车的产能过剩，与经济下行的速度与市场景气的收缩过快有关，也和房地产市场的畸形发展和公共服务的分布不合理有关。
目前中国政府推行的精准扶贫项目，已经确定贫困地区的短板在道路、住房、教育、水电等基层建设上的差距。与其用传统的财政、货币政策发钱，不如学美国大萧条时期的办法，直接采用收入分配的办法，由中央政府拨专项资金，地方政府向过剩产能的企业采购钢材、建材，直接拨给贫困地区施工建设。
也可以学家电下乡的方法，把生产过剩的汽车产能转产农用汽车，补贴给贫困地区的农民发展运输和生产。
对于长期空置的“鬼城”，可以学美国1980年代末解决储蓄贷款银行危机的办法，不是搞什么房地产保值，而是把破产接收卖不出去的房产，零首付或超低价转移给贫困县以下的居民和无房不敢结婚生育的中青年，同时解决过剩产能、创造就业、和社会维稳的难题。
具体操作方法，我们会在讨论金融危机和房地产泡沫的文章另行讨论。
总而言之，过剩产能是资本主义规模经济的必然产物。中国民生主导的市场经济，能否比西方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更好地化解过剩产能，进一步占领核心制造业的制高点，早日实现全面小康的伟大理想，需要突破西方教科书经济学的迷信，借鉴和超越西方发达国家的规范市场，探索社会主义混合经济的协作新路。
我们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深入调查中国国情，高度警惕国际市场的危机风险，才能化解过剩产能之危，抓住中国建设市场规范之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