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快出台“城市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方案”。加快应对气候变化立法进程，加快建立健全应对气候变化基本制度，推动形成我国转方式、调结构的倒逼机制。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迅速提高，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明显增强，参与碳排放交易的政治家和商人都将目光投向了亚洲，投向了中国。日前，习主席访美期间，中美两国再度发表《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国将承诺到2017年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在联合声明中，习近平表示，中国政府承诺将拿出200亿元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中美国达成气候减排合约，意味着全球最大的两个碳排放体进入全球碳排放体系。中美气候减排的合约也是中国市场开启的一个信号，现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方案已经进入了加速研究的阶段，并且有可能在2016年推出，预计国内碳交易市场万亿空间将被打开，进而推动清洁能源和节能减排的发展。
低碳发展已成为当今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理念，正在引导全球经济转型，催生一次全新的经济竞争。而碳排放交易是实现低碳发展的有效动力机制，对建设生态文明将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根据科斯定理，只要财产权是明确的，并且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很小，那么，无论在开始时将财产权赋予谁，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实现资源配置的帕雷托最优。碳排放交易是基于数量的环境政策工具，固定碳排放的总量但允许价格水平根据市场规律波动，科斯定理在环境问题的巧妙应用。
历史经验已经表明，如果没有市场机制的引入，仅仅通过企业和个人的自愿或强制行为是无法达到减排目标的。碳交易市场从资本的层面入手，通过划分环境容量，对温室气体排放权进行定义，延伸出碳资产这一新型的资本类型，而碳市场的存在则为碳资产的定价和流通创造了条件。
随着经济复苏以及各国政府加大重视程度。英国、美国已经是全球碳排放交易的两大中心——伦敦金融城和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欧盟已经制定了在欧盟地区适用的欧盟气体排放交易方案，通过对特定领域的万套装置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进行认定，允许减排补贴进入市场，从而实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数据显示，2014年全球碳交易规模达447亿欧元，欧盟占比高达92%，而欧盟碳排放总额为全球排放的10%左右。实际上，2011年全球碳交易市场曾一度接近1000亿欧元。
据了解，2013年6月18日，国内首个碳排放权交易平台在深圳启动，标志着中国碳市场建设迈出了关键性一步。此后，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湖北、重庆等省市先后启动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截至2014年11月，底全国累计成交1436万吨，成交金额超过5亿元。
虽然中国碳交易市场潜力巨大，但仍面临诸多障碍。中国碳交易的现状是市场潜力大但没有定价权。中国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具潜力的碳减排市场和最大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供应方，但却处于整个碳交易产业链的最低端，由于碳交易的市场和标准都在国外，中国为全球碳市场创造的巨大减排量，被发达国家以低价购买后，包装、开发成价格更高的金融产品在国外进行交易。所以，形成和完善国内碳交易市场，才能有效地争夺碳交易市场的定价权和话语权，在碳交易市场的发展中争取到有利地位。中国已有4家主要的碳排放交易所：深圳排放权交易所、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和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但是，交易所的自愿减排交易生意还比较清淡，且大多具有“演示”性质。企业是市场最大的主体，企业对碳交易市场还是相当陌生，不理解碳交易市场所能带来的好处，持观望态度。技术条件虽已基本具备，但在缺乏总量限制激励的情况下，需求十分有限。
近年来，美欧等发达国家高调宣扬开征碳税与碳关税。根据报道，这一时间节点将在2020年左右。而此时，恰逢中国碳排放向峰值攀升阶段。一旦征收碳关税，并按照西方的标准确定税额，中国的出口产品将会因碳排放量过高而遭受高额关税这一贸易壁垒。要化“危”为“机”，推进碳排放交易机制有效运转。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由“高碳”向“低碳”转变的最大制约，是整体科技水平落后，技术研发能力有限。尽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发达国家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让，但实际情况与之相去甚远。引导鼓励企业积极采用低碳技术，提供绿色环保的服务，生产低碳排放的产品，进而全面提升中国企业在世界产业链中的地位，使中国外贸向绿色化方向升级。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能对资本、技术等稀缺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政府的行政职能则在规则的制定以及有效的监督管理等方面发挥作用。政府要推动出台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条例，制定相关配套细则。完成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总量设定和配额分配方案，出台重点行业企业碳排放核算与报告标准，完善碳交易注册登记系统功能，尽快出台“城市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方案”。加快应对气候变化立法进程，加快建立健全应对气候变化基本制度，推动形成我国转方式、调结构的倒逼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