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很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把低碳经济作为培育新的国家竞争优势的制高点，竞相发展低碳技术与低碳产业。对中国而言，发展低碳经济不仅是承担防止全球气候恶化责任的需要，也是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的方向。过去，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比较粗放，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三高”特征引发资源过度消耗、生态环境恶化、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等诸多问题。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培育新的国家竞争优势，必须积极发展低耗能、低污染、低排放“三低”特征的低碳经济。
低碳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经济学理论指导。随着发展低碳经济成为世界各国的重要需求，并将成为未来世界经济的主流，学术界对于低碳经济的研究趋于活跃。目前，低碳经济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很多问题上还没有成形的经济学理论。而对于中国的低碳经济发展，人们容易运用国外已有的理论见解来分析。但是，中国有自己的具体国情，寻找适合中国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必须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低碳经济学，即“中国低碳经济学”。针对中国实际，中国低碳经济学需要科学处理三个方面的问题：中国能源结构调整的客观性约束；制度与政策因素对中国碳排放趋势的影响；导致资源浪费的习惯性行为。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对确定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至关重要，而恰恰又是目前没有被充分重视的问题。这是我们强调“中国低碳经济学”这一称谓的重要目的，也是中国低碳经济学的理论价值所在。
问题之一：中国能源结构调整的客观性约束一提到如何实现低碳，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进行能源结构调整，减少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使用新能源与清洁能源。这是很自然的，因为造成中国经济高碳特征的最主要原因是能源结构不合理，约70%依赖煤炭。而煤炭消耗是温室气体以及其他有害物质排放的主要来源，2012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的90%、烟尘排放量的70%、二氧化碳排放量的70%来自燃煤。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造成中国环境问题非常突出。
既然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导致二氧化碳等气体的高排放，那么，对能源结构进行根本性调整，减少燃煤，使用低碳甚至零碳的新能源，是顺理成章的。但这个观点没有充分考虑现实条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经济学研究作出回答，得出一般性逻辑所不能达到的判断与结论。
一国的能源构成是“天生”的，也就是说，一国的能源消费结构是由其能源资源禀赋以及经济发展态势等客观因素决定的。这意味着能源结构改变不能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并不是人们想进行调整就能调整的。中国能源资源禀赋的总体状况是富煤贫油少气。煤炭较为丰富，但优质化石能源不足，石油与天然气资源的探明剩余可采储量仅列在世界第十三位与第十七位。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各种能源与资源的人均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随着经济快速发展，能源消耗量不断增加，能源供给与消费之间的缺口逐年扩大，目前已超过3亿吨标准煤，其中石油、天然气的供给缺口尤为严重。而新能源的发展与利用比较有限，再加上新能源技术发展的难度较大，短期内尚难以大规模使用新能源。
再分析一下经济发展态势。同英美等发达国家不同，中国是一个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的经济体，在消费结构升级的拉动下，以机械制造、钢铁、建材、能源为代表的重化工业会长期处于快速增长通道；而今后20年，更是中国基本完成工业化任务并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重要时期，重化工业以及汽车工业、船舶工业等的发展仍将是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支撑。这样的经济发展态势将导致能源消耗量大规模增加。再考虑到中国的能源资源禀赋，进行能源结构调整无疑面临严峻的客观约束，快速实现根本性调整的主观愿望是不现实的。
问题之二：制度与政策因素对中国碳排放趋势的影响如何考虑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未来的趋势性变化，是有关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其中的关键问题是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何时达到峰值，以及达到峰值时的绝对水平是多少。如果把这个问题弄清了，一个大致的碳排放轨迹就可以勾画出来了。尽管在理论上有关于经济发展与二氧化碳排放关系的库兹涅茨曲线（倒U形曲线），但现实中探究一国究竟什么时候达到排放峰值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它不仅仅涉及客观因素，即根据各种客观因素变化趋势预测二氧化碳排放的未来变化，这正是目前大多数研究所做的；而且涉及主观因素，即根据我们的主观愿望进行相关制度设计、采取政策措施，以促使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未来变化符合我们希望的目标。中国碳排放峰值设定，必须包含上述客观和主观两个层面的因素，仅仅从客观层面的因素来考虑显然是不够的，也不能真正预判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未来变化。
因此，从理论上看，要完整和准确地判断一国未来的二氧化碳排放趋势，就不仅要考虑客观物质层面各种因素的变化，也要考虑主观制度设计和政策措施等方面的因素，如能耗强度和碳强度指标考核体系、低碳产业政策、低碳科技政策、碳税、碳交易等一系列有关低碳发展的制度和政策方面的安排和举措。如果将客观和主观的因素同时纳入碳排放峰值理论的考量，那么，达到峰值时间和峰值水平的预测范围将变得更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碳排放峰值所作的预测结果，很多是基于已有假设对未来趋势所作的一种意向性判断，远非未来真正发生状况的一种精确性判断。当然，预测的好坏在理论上是有标准的，一种好的碳排放峰值预测或者设定，一方面能够适应客观因素，在客观条件的允许范围内；另一方面也能够适应主观因素，在制度设计与政策措施能够达到的范围内。这样的预测和设定才会对国家政策措施的制定具有科学指导价值。
在中国政府看来，设定在2030年左右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的目标是合适的。中国已经向国际社会宣布了这个目标，即“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这样，目前再纠结于峰值的客观因素的探讨已失去意义，而应关注并深入探讨主观因素的治理机制以及可能的实际效果。应当认识到，制度与政策方面的工作将更加复杂，比如，如何在体制机制方面推动更为实质性的改革（电力、能源资源价格、财税体制改革等）以推动峰值早日到来。现有研究对制度与政策问题关注不够，而这应成为中国低碳经济学着重探索的内容。
问题之三：导致资源浪费的习惯性行为低碳发展，不仅是限制使用传统化石能源、多使用新能源，限制高消耗高排放产业、发展低碳产业，而且包括减少以至杜绝生活和生产领域一些习惯性行为与做法所造成的资源严重浪费与过度消耗。但人们往往容易忽视后一个方面。实际上，减少以至杜绝导致资源浪费的习惯性行为，对中国的低碳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可能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低碳发展密切相关。不同的生活方式所导致的碳排放量明显不同。如果人们倾向于高碳产品与行为，那么在生活中和生产环节就会产生更多的碳排放；相反，如果人们尽量选择低碳产品与行为，则会减少碳排放。比如，中国人喜欢开大型车，而不少发达国家的居民更愿意使用小型汽车、小排量汽车。再比如，只上一两层楼也要坐电梯，购物使用一次性塑料袋，吃饭使用一次性筷子，招待客人点过多的饭菜，使用电动跑步机等。这些行为的环境代价就是消耗大量能源、增排温室气体。
资源严重浪费与过度消耗的问题同定价不合理有关。长期以来，煤炭等高碳资源价格与其理论价格相比明显偏低，导致高碳资源的过度消耗，加重了经济发展的高碳化问题。电煤由国家指导定价，电煤价格低于市场均衡价格，造成电厂对煤炭的过量消耗。此外，电价也低于市场均衡价格，导致一些居民无节制地用电，甚至浪费性用电和奢侈性用电。中国的石油、天然气等价格远低于欧洲和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价格偏低导致相关资源过度消耗和严重浪费。有关研究表明，当价格提高到一定程度，人们就会停止浪费，注意节俭使用；再提高到一定程度，人们就会想办法循环利用。
减少浪费并加强回收利用，对低碳发展的意义超出人们的一般性认识。比如“城市矿山”，即城市中各种可以回收利用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以及其他废弃物资所形成的“矿山”，其单位资源含量往往比自然界中的矿山更高。自然界中的矿产资源总有枯竭之时，而“城市矿山”却可循环利用。如果利用好“城市矿山”，将极大促进资源再利用，减少资源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包括减少开采原生自然资源及其冶炼所带来的能源消耗与温室气体排放。我们需要加大对生产领域、生活领域各种资源的回收再利用，减少终端的资源浪费。这种低碳发展的价值并不亚于生产环节降碳技术的开发与使用。
中国低碳经济学的历史使命对中国低碳经济学需要处理的上述三个方面问题进行科学分析，寻找与制订解决方案，用以指导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是中国低碳经济学的历史使命。具体来讲：一是针对能源结构调整的客观性约束，研究中国能源结构的变化趋势与调整策略，尤其是最近10多年中国在能源方面所应采取的政策措施，从而既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又促进低碳经济发展；二是针对制度与政策因素对中国碳排放趋势的影响，研究节能减排降碳的制度设计与政策措施，重点研究电力和能源资源价格、财税体制等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研究可行有效的发展措施；三是针对资源浪费问题，研究如何采取切实的措施与方式，改变导致资源严重浪费与过度消耗的习惯性行为与做法，以及如何减少终端的资源浪费并发展回收与循环利用产业。完成中国低碳经济学的这三项使命，是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所急需的。虽然各国都有学者在研究低碳经济学，但对于这几项任务，国外学者不会很关注，而中国学者要以此为己任，承担起发展中国低碳经济学的责任。
低碳经济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事项，相应地，低碳经济学是中国学术界需要重视的重大课题，并且低碳经济与低碳经济学都是处于起步阶段的新事物。希望更多的学者进行更深入更具体的研究，逐步形成并不断丰富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低碳经济学。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