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工作部署，自去年4月启动“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以来，国家发改委已形成“十三五”规划《基本思路》。记者从消息人士处获悉，当前“十三五”规划编制相关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初步文本或在今年年底之前完成。
针对“十三五”规划编制的相关问题，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基层希望制定规划时能更好地解决“越位”“打架”等痼疾。同时，基层官员、专家学者对“十三五”规划的编制提出四点盼望：多一些公共服务，少一些市场干预；多一些结果指标，少一些过程指标；多一些衔接协调，少一些交叉扯皮；多一些远景战略，少一些急功近利。
去年4月17日，国家发改委组织召开了全国“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这标志着“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全面启动。当前，国家有关部门正就“十三五”规划编制开展积极工作。同时，地方基层官员、专家学者也纷纷建言。
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大背景下，专家学者普遍建议，“十三五”规划应从编制阶段就彻底克服“GDP崇拜”，政府要回归到提供制度保障以及基础设施、教育卫生、环境安全等公共产品的主业上来，尽量对能由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领域减少干预。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顾问宋晓梧向《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类似浦东新区的探索很有意义。“建议‘十三五’期间取消GDP指标，一方面没有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发布这个指标，都是第三方机构的预测；另一方面尽管近年来GDP指标已有所淡化，但到了基层一些地方仍然成为强制性指标，考核任务甚至分到了街道。”宋晓梧说。
不过，也有部分基层干部和专家认为，当前马上取消经济增长指标并不现实，重要的是建立起与转型升级相配套的指标体系。陕西省发改委主任方玮峰说，新常态下经济仍然需要保持一定增速，特别是在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同时，必须把质量效益、环境保护等硬约束做实，形成能够体现“五位一体”布局的规划体系。
在制定规划时，减少行政对市场的干预已成为多方共识。经济学家樊纲表示，“十三五”规划应将产业政策最小化，甚至不写产业政策。“‘十二五’规划提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再一次证明产业政策的负效应很大。政府一规划，银行贷款、基金、政府投资都跟着上去，产能就出现严重过剩。政府应该做普惠性、功能性、提升竞争力、支持实体经济的政策。”他表示。
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在全国“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也表示，在那些竞争性领域就要少编规划甚至不编规划，因为那些领域主要是市场主体通过市场竞争在发挥作用。
在“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体系中，经济发展类只有3项，资源环境类却有12项，人民生活类也有9项。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基层干部最在乎的仍然是经济指标，广大群众反映最迫切、最希望提高的是民生指标。
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副巡视员周南认为，目前规划中有关资源环境和人民生活的约束性指标很多，这些指标完成起来很困难，完成以后却未必与老百姓的直观感受一致。例如能耗指标，尽管各地花大力气实现达标，但看着漫天雾霾，恐怕没有谁会认为我国的环境状况在好转。“究其原因，现在大多是侧重工作的过程性指标而不是结果性指标，所以与老百姓感受不一样。”
鉴于“十三五”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冲刺期，部分专家学者建议，中央宜在此方面加强对地方的指导，避免各地为完成指标而产生新的“政绩工程”。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特邀研究员范必向《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十三五”规划要统筹考虑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特别是各地要把开发区、各类园区纳入城乡规划。探索建立“三规衔接和协调”信息化联动平台，在一个平台的基础上，使“三规”涉及的发展目标、人口规模、建设用地指标、城乡增长边界、功能布局、土地开发强度等方面实现统一，落到“一张图”上。同时研究建立“三规”管理信息互通机制，实现部门间信息共享。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认为，“十三五”不是以往的周期性规划，而是围绕迈向强国的阶段性安排。“原计划我国到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现在看来这一目标有望在2030年实现。从大国到强国，强国的标志到底是什么，‘十三五’必须破题。”
多位专家建议，此次可以做一个“‘十三五’规划及2030年远景目标纲要”，“十三五”规划以预期性和约束性指标为主，2030年远景目标则以预测性指标为主。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表示，“十三五”时期，决策层需有大历史观、大战略观，在重大项目、重大工程、重大政策方面早谋划、早行动，“搞一些上天入地、真正能引领世界潮流的大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