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精耕多年的传统选手，亦或是阔步前来的跨界玩家，无一不对危废处置市场寄予厚望。
随着一系列顶层设计的利好及清废行动2018持续纵深切入，危废处置的重视程度可谓空前，行业随之迎来重大利好。危险废物的处置情况也在2019年被列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的范畴。从地方层面来看，迄今已有超过20个省份出台了加大危废处置扶持力度的相关规划，如下图所示：
但在环保风暴越发趋严的环境下，与高存量及高增长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危废产能利用率的低下。“即使剔除产废企业自行处理的部分，仍存在千万吨级处置缺口。”危废既有产能以资源综合利用为主，危废无害化处置的产能缺口大概为1988万吨/年。公开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危废经营单位的核准经营规模为6471万吨/年，而实际全国每年产生近1.28亿吨的危废总量，危险废物持证单位实际经营规模1620万吨，使得当年国内的危废处置缺口超过6000万吨。
仅超过200个大、中城市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就达3504万吨。另有行业数据显示，全国危废企业近3000家，持证企业平均资质规模不足3万吨/年。其中，逾8成的企业日处理危废能力低于52吨，这也意味着不足0.4%的危废处理企业处理能力超过1000吨/日。而在业内人士看来，危险废物实际产生量则远高于上述统计数据。尽管单体项目盈利性较好，但由于工艺与监管的困境，行业始终没有实现放量。
由于危废的收集、转运、处置都需获得相应许可证，也加重了供需不平衡的局面：行政区域性特点明显，处置能力高度分散。过去几年各省危废处置价格一直维持高位，也证实了供需缺口的存在。在危废跨省转移处理流程复杂的管控约束下，区域内部消化处理能力逐渐“捉襟见肘”，尤其体现在上海、浙江和江苏等华东沿海区域。而危废处理厂基本只能处理本区域的危废品，如需跨省需要额外申请。
分布不平衡且行业不规范并举，也从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危废处置价格上的不合理。危废的特殊性质对处理设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处理技术运行和管理时也具有更高的难度和风险。拥有46大类、479小类的危险废弃物尤其不同特点和属性，危险等级也不一样，技术方案和管理方案自然也将各具定制化性质。以焚烧处置价格为例，据此前权威媒体报道称，广西地区近期价格上涨9.7%，河北近3个月上涨约58.8%。
显然，这块被视作拥抱近千亿级市场份额的蛋糕哪有那么容易吃。危废处置不仅是一笔经济账，更是一道民生题。特别是随着近年来产业结构的转变，危废产生种类及产生量均发生变化，危废处理方式及和技术改造升级速度相应加快。尤其针对飞灰、菌丝渣、工业污泥、脱硝催化剂、石化炼制催化剂等危废，则需要更专业、精细的专门利用处置技术。
未来1年内，全国危废产能仍将维持过去两年的快速增长态势，延续“供需两旺”格局。预计到2020年，若以为废处理量为口径统计，危废处理市场总空间有望达到895.1亿吨。更长远地看，国内知名券商预测，到2023年末目前已知储备产能全部投产之际，危废投产产能规模将超过1.48亿吨/年，较2018年同期增长近85.69%。按照2500元/吨的处置价格计算，市场规模将会超过2000亿元。
除了以满足危废处置市场“量”的核心需求之外，如今更多的市场主体开始发挥作用，朝着提升危废处置“质”方向开始发力。也正基于此，类似过去“散、小、弱”的处理格局将会得到有效改善。而这也意味着，在加速扩容的同时，危废处理未来的机遇与风险并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