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的人生既充满励志却又是场悲剧，我们更应该从当时国企的体制和机制上找到一些产生这场悲剧的原因，使得类似的悲剧不再发生，这可能是我们追思褚时健的真正意义。
2019年3月5日，褚时健去世。
得知消息时，我刚刚做完在华盛顿世界银行的演讲，心中也有很多感慨。时间就像上天的神笔，无论你接受还是不接受，都可以随时终结太多的理想和使命。
褚时健离开了，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而我一直想找机会见见他的心愿，今生再也不能实现了，这是我的遗憾。
同是国企领导人的身份，和同样艰苦奋战在国企一线的经历，让我想要说点什么，就是我们如何客观看待他这充满悲情色彩的传奇一生。
记得他在担任云南红塔集团和玉溪红塔烟草集团董事长时，我在北新建材集团当董事长，那时他的影响力正如日中天。因为同在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我希望找机会去向他请教，学习如何做大做强企业。转眼几年过去了，褚时健突然成为了全国的反面教育典型，他的案例直接成为了“59岁现象”。我现在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有位老领导听到案子的判决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总算保住了一条命。可见他的影响是很大的。
前些年春节前的一天，我竟然收到了他寄来的橙子，还写有一封短信，祝全国优秀企业家节日快乐。我心里又是高兴，又是一阵酸楚：他从74岁开始种橙子，别人都在颐养天年，但他80多岁高龄还在坚持创业。想到这些，心里特别不是滋味。虽然我没有和他直接接触过，但对他始终坚持创业、不断创新、百折不挠的精神，的确是由衷地敬佩。感到酸楚的是，这位曾经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国有企业家还在依靠这么艰苦的体力劳动来养活自己。他奋斗那么多年，为国家创造了巨额的利税，却无法在晚年享受体面和有尊严的生活。
回顾褚时健的一生，25岁当区长，31岁被打成右派下放农场改造，35岁重新崛起当上农场副厂长，51岁做玉溪卷烟厂厂长。褚时健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成为中国企业界的风云人物，获得过无数的荣誉。就在褚时健红透全中国、走到人生巅峰时，却在1999年因为经济问题被判无期徒刑(后来改判有期徒刑17年)，那年的褚时健已经71岁。
他从执掌红塔集团18年的全国风云人物，一下子变成阶下囚。但接下来的打击，对一个老人更为致命：妻子和女儿早在三年前已经先行入狱，唯一的女儿在狱中自杀身亡。三年后，褚时健因为严重的糖尿病，在狱中几次晕倒，后被保外就医。这是何等的残酷？！一般人想到的是：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在晚年遇到这样的不幸，只能拖着病残之躯、苟延残喘度过余生了。
但褚时健不是这样，他抖擞精神，重新创业。这一年他已经74岁了，用了10年时间，他东山再起，以耄耋之躯创造了个人品牌“褚橙”。到他84岁时，他的橙子已卖遍全中国，再度创造辉煌。
“生命中最伟大的时刻不在于永不坠落，而在于坠落之后总能再度升起。”很多人用“南非传奇”曼德拉的这句名言，来形容褚时健的传奇一生。
褚时健的背影渐渐远去了，其功过人生也许并不需要盖棺定论，但他带给我们对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思考却是划时代的。我们可以从褚时健身上窥斑见豹，进行反思，探知中国社会如何面对经济转型过程中企业家精神的保护和职业经理人的市场培育。这些都发生在改革开放40年的滚滚浪潮中，每一朵浪花都有他跳跃的力量，都汇成浩瀚的海洋，沉淀在国企改革和发展的历史中。
褚时健的人生哲学值得我们学习。人生总有起落，精神终可传承，褚时健把最苦的人生种出了甜味。作为一位传奇企业家，他身上有着可贵的企业家精神：以奋斗精神为终身习惯，百折不饶，永不言弃，受得了挫折，耐得住寂寞，不断地追求本领域的创新和极致。他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一代代年轻创业者、企业家不断前行。
褚时健的牢狱之灾又值得我们深思，我们的国家应该如何对待企业家群体？一位财经作家曾经说道：“‘褚时健现象’是一面镜子，照出了转型时期的中国商界在法制观念和价值评判上的模糊、矛盾和迷茫。”
褚时健案发时间，正好处在国企改革转制的时间点，当时，原有的靠承包制和自主权落实的国企改革已经遭遇瓶颈，怎么能在企业经营中体现企业家的价值，是当时讨论最激烈的话题。
遗憾的是，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代企业家们身处的环境远非现在可比。所以，有人说褚时健是不幸的，因为在转型的中国，他没有能够躲过制度空缺造成的麻烦。当然，他个人犯下的错误是不可原谅的，但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家这样的结局让人唏嘘不已。
当时人们就问：为什么像褚时健这样的人会走到这一步？一个企业家做了那么大的贡献，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还家破人亡。企业家也是普通人，也有七情六欲。晚年没有相应的待遇，他们怎么可能过上体面、有尊严的生活？
褚时健担任玉溪卷烟厂厂长期间，并未为自己捞钱，临退休时私分一笔公款后说了一句：下辈子就够用了……听了让人心酸，他担心的是自己退休之后的生活没有着落。褚时健领导的企业，为国家税收贡献超过2000亿元，而作为云南红塔集团的一把手，褚时健当时的工资水平仅相当于烟厂一个普通工人。他个人18年总共得到的工资奖金收入仅有88万元。
其实，褚时健事件除了他个人的原因外，其背后也有深层次的体制和机制的问题：我们对国企领导人在任职期间是否能得到合理的报酬，并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规定，也没有办法保证企业家在退休后没有后顾之忧。褚时健事件后，当时也有地方曾经有意出台文件来规避企业家的“59岁现象”，希望出台文件将企业家的退休年龄延至63岁，并相应在企业设立期权来保证企业家退休后有所得，但最终文件无疾而终。
如今，站在新的改革前沿，新一代国有企业家们应该会更加幸运。目前国资监管正在进行从“管企业”向“管资本”的改革，在诸如经营骨干股权、职业经理人制度和科技分红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这也意味着按市场化薪酬分配的国企领导人数量会大大增加。培育成熟的职业经理人市场，是市场经济的必然，客观上会在很大程度上弥补激励不足的现象，而国企负责人的经营管理积极性也会被调动起来，对国有企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都是一件有益的事情。
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一代代优秀企业家在市场环境的不断变化、市场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市场竞争的不断激烈中的探索和摸索，是在不断总结经验和吸取教训中成长起来的。企业家精神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力量之一。必须从制度上给企业家创造更好的环境，让企业家消除顾虑、安心创业、大胆创新、不断探索，尤其是在制度上保证企业家劳有所得，让企业家吃上一颗“定心丸”。
从另一个层面来看，褚时健始终是一个朴实的企业家，他没有用改制为自己争得合理的股份，也没有设法为自己争取高额的奖励，他被大家捧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在那个时代，他想的最多的是烟叶，是如何打造“红塔”品牌，如何把企业做成响当当的品牌。俗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前些年，有许多人通过MBO成了亿万富豪，而褚时健却因为无法解决他临近退休所面临的问题，犯了个低级错误，并且再没有改正的机会。褚时健的人生既充满励志却又是场悲剧，我们更应该从当时国企的体制和机制上找到一些产生这场悲剧的原因，使得类似的悲剧不再发生，这可能是我们追思褚时健的真正意义。
褚时健的背影在我们的视线中渐渐远去了，但是他带给我们的思考却永远挥之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