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际能源署（IEA）数据，2021年全球温室气体总排放量达到408亿吨碳当量，其中碳排放量达到363亿吨，占总排放量的89%。目前，人类活动的碳排放量仍然有继续增长的趋势。国际科学界公认温室气体排放是导致地球气温上升、威胁地球生态环境的重要原因。
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华润集团战略管理部高级副总监余忠良与华润集团战略研究中心宏观室主任、副研究员梁猛撰文指出，能源形式的变化会导致人类社会的巨大变迁，碳中和的影响将不会仅仅是局限于能源行业，而可能是又一次“工业革命”。全球性碳减排运动终将引发一次以“碳达峰”和“碳中和”为关键里程碑的“能源革命”。
回顾历史，从瓦特发明蒸汽机开始，人类社会逐步进入了机器和化石能源时代，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工业文明。它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其中主要是CO2（下文简称“碳”）。根据国际能源署（IEA）数据，2021年全球温室气体总排放量达到408亿吨碳当量，其中碳排放量达到363亿吨，占总排放量的89%。目前，人类活动的碳排放量仍然有继续增长的趋势。国际科学界公认温室气体排放是导致地球气温上升、威胁地球生态环境的重要原因。为了拯救地球，保护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地球生物圈，国际社会发动了一场持续多年、声势浩大、不断推动的全球性碳减排运动，笔者认为它终引发一次以“碳达峰”和“碳中和”为关键里程碑的“能源革命”，一次将被载入史册的人类伟大自救。
气候变化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最严峻挑战
温室气体排放会导致气候变暖，进而威胁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的生态圈，人类必须立即行动起来阻止这个进程。这个看似简单的描述，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从科学共识到社会共识，再到共同行动的艰辛过程，而最终形成的《巴黎协定》则是世界各国至今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的最具操作性的成果，其目标是把21世纪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以内（2021格拉斯哥气候峰会重申了这个目标）。这意味着全球必须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WMO）的《温室气体公报》，2020年地球大气中的CO2浓度已经超过413.2ppm，是工业化之前水平的149%。2017至2021年，全球地表平均气温已经比工业化前上升1.06℃至1.26℃。全球气温的上升，使地球两极冰盖与高山冰川加速融化，导致海平面上升，给人口稠密的沿海地区带来严重威胁。国际科学家预计，目前全球海平面已经比1880年上升24至27厘米。地球上一次经历与目前类似的碳浓度是在300万-500万年前，当时气温比现在高2℃-3℃，海平面比现在高10-20米（一个可以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破坏的可怕高度）。此外，温室效应还导致极端气象灾害的发生频率越来越高，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大。因此，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扭转气候变化趋势，是既迫切而又有远大意义的事情。
碳中和是指在某个时刻，一个地区的碳排放量和吸收量正好可以正负抵消，达到相对意义上的零排放（而碳达峰则是指在某一时刻，人类活动产生的碳排放量达到峰值）。中科院丁仲礼院士认为，碳中和就是人类行为排放的CO2，全部被人为努力（植树造林、工程封存、工业利用等）和自然过程（海洋吸收、生物固碳和土壤固碳等）所吸收的过程。目前，地球的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每年大约可以吸收48%的人类活动碳排放量，其余一半多则滞留在大气中。
当前，全球“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绝对必要”已成为世界各国的一个共识，这也是将全球变暖幅度控制在比工业化以前时期“远低于”2℃，并“争取做到”低于1.5℃的关键所在。2020年，全球已经有54个国家的碳排放实现了达峰，其碳排放总量约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40%，碳排放量排名全球前十五的国家中，有十个已经实现碳达峰。它们中有些是因为经济衰退实现了碳达峰，有些则是因为经济结构改变实现了碳达峰，也有的是因为执行严格的减排政策实现了碳达峰。根据目前各国已经作出的承诺，到2030年，全球将有58个国家实现碳达峰，占全球总碳排放量的60%。
《巴黎协定》缔约国需要每五年自愿提升减排承诺
为“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一个适当的水平，以保证生态系统的平滑适应、食物的安全生产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199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参加国三次会议制定了《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建立了一个自下而上的框架和“谁用谁减排”的碳市场。这样做的缺陷是，尽管碳市场的设计精巧，但要在一个分裂的世界实现协调一致的行动难度实在太大，导致碳市场的功能只是局部和暂时的。这也是《京都议定书》很难找到继承者的原因。
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COP15）失败后，国际社会开始寻找其他可行的框架，这才有了“灵活自愿”的《巴黎协定》。2015年12月12日，《巴黎协定》在巴黎世界气候大会（COP21）上通过，由195个国家共同签署。
与《京都议定书》“自下而上”不同，《巴黎协定》没有对各国的气候目标作出明确规定，而是提供了一个“自上而下”的行动框架，让各国自愿做出减排承诺。
“自上而下”的精髓在于自愿，但这个自愿只是针对经济体/国家而言；对于企业，一旦一个国家做出了零碳承诺，其主权范围内的企业就必须转型为零碳企业，否则就会面临被淘汰的风险。这是一种类似于核裂变的经济社会反应，在国家承诺和全球化的压力下，几乎没有企业能够幸免。
在新的框架下，所有缔约国都要“自愿”作出减排承诺，且每五年要“自愿”提升一次。2016至2020年是第一个五年，2021年是第二个五年规划的开始。2021年格拉斯哥气候峰会重申了《巴黎协定》的目标，近200个国家在会上签署了世界上第一个减少煤炭使用的协议。
碳交易并不是实现碳中和的关键，除碳基才是
碳市场的设计存在瑕疵
碳市场最初是《京都议定书》的产物，其原理是通过增加碳排放者的成本、给减排者提供补贴的方式鼓励减排，达到减少总排放量的目的。既然是以“减排”为基础，则必须要公允确定“减数”和“被减数”，这是个技术上难以逾越的巨大障碍。这是碳市场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难以实现大规模交易的主要瑕疵之一。
现在，有人提出以“固碳量”为交易基础，这是个明确的和有意义的进步，可以在碳中和的某个阶段实际推动降低总排放量。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推动作用也只是在短期内有效。这种短期性是碳市场的第二个重大瑕疵。我们可以设想一下，随着碳中和目标越来越近，碳交易会随着碳排放量越来越小、固碳成本越来越高而逐渐消亡。固碳成本太高会同步抬高碳价格，从而缩小交易规模，人们会尽可能转向替代能源或者材料。
《巴黎协定》实际是“自愿强制零碳”机制
《巴黎协定》的结构性变化引起了一个行业在减排态度上的彻底改变，此前一直不容易被纳入框架的发电行业终于进来了。由于国家作出了整体的碳中和承诺，火电再也无法置身事外（《京都议定书》和之后的空白期，火电的排放理由很直白：发的电不是自己用的，所以谁用电谁负责）。
在新的框架下，虽然我国的火电企业还可以通过购买“碳汇”或者“固碳量”继续发电，但它们必须为此付出越来越高的成本，而且它们也很难再通过把减排责任推给用电方而置身事外。《巴黎协定》将原来统一的碳市场方式，转变为无数个企业的“自愿”行动，不仅下放了排放监察的责任，也大大提高了“零碳”的效率。
综上所述，企业的决策者们都应该仔细研究《巴黎协定》，然后找出相应的应对策略。首先，企业在绿色发展上，不能对碳市场寄予太大的希望。碳中和更需要的是企业实现零碳发展，而不是购买碳汇来中和。其次，有节奏的压减火电是我国实现碳中和的必由之路。国家中长期能源战略目标是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50%”，2021年这个比例仅为34.5%，这就意味着2030年之前每年需要提高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大约两个百分点，唯一可行的方法是在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的同时，大幅度压缩火电发电量。以中国现在的能源结构，单靠减排是绝对无法达成碳中和承诺的。
减排的关键在于“经济除碳”
碳市场的作用在不同特点的经济体中是截然不同的。在“碳基经济”状态下，减碳意味着要减少社会能源消耗量或提高能源效率（大幅度降低单位GDP能耗），这可能需要付出经济增长放慢甚至萎缩的代价。
对中国这样的碳排放大国，单纯依靠提高能源效率和经济结构调整（主要是提高服务业比重）来达成碳中和是不现实的。当然，这不等于说各种提升效率和节能的手段，如提高能源效率、生产效率和物流效率等，及提倡低碳生活方式不重要（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2年以来我国单位GDP能耗累计降低30%，为我国争取了巨大的无碳经济增长空间），而是说它们的减排效果相对于实现碳中和这个巨大的目标是非常有限的，而且一旦触及天花板，这类减排措施往往会带来高昂的代价。例如，为了减排而实施大规模的“拉闸限电”，以及“一刀切”方式去产能，都会严重影响经济增长甚至民生，造成很大的社会财富浪费。
相比较而言，去碳基才是我国实现碳中和目标，同时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唯一可行的路径。首先，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未来很长的一时期，发展经济仍然是最重要的事情。经济发展离不开能源，简单粗暴的“拉闸限电”虽然可以立竿见影地减少碳排放，但其后果是直接牺牲了经济发展。其次，在一些行业，比如交通，去碳基需要打通整条供应链，即整条供应链的上中下游不能存在碳瓶颈。例如，如果车辆都是燃油车，即使除去了发电端的碳基，它们仍然会产生碳排放。反之，如果汽车都是电动车，但若不除去发电端的“碳基”，车辆的碳排放也依然存在。再次，碳中和可能成为改变人类社会命运的又一次“工业革命”，预计“非碳基能源”将深刻改变世界政治和经济版图。转变能源结构并不容易，整个社会需要经历一次从能源到基础设施，再到引发经济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巨变，这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重中之重。第四，“非碳基能源”也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一环，是我国平衡发展与安全的一个重要支点。我国油气资源不足，2021年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达72%，在单边主义盛行、地缘政治风险高企的今天，国家能源安全处于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如果我们能除去交通链条上的碳基，实现车辆全电动化，我国石油依赖进口的局面便可以彻底扭转，国家的能源安全就有了保障。
总的来说，我国实现碳达峰相对比较容易，实现碳中和则非常困难。随着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转型，2030年实现碳达峰的压力并不是很大，但碳达峰之后仅30年就要实现碳中和目标，在时间上远较欧美国家短，这将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艰巨任务。
我国能源效率并不低，单位GDP能耗高主要是汇率原因造成的
2021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达到52.4亿吨标准煤，其中煤炭消费量为29.3亿吨标准煤，占总能源消费量的56.0%，相应碳排放量达77.5亿吨，占我国碳排放量的65.1%（根据IEA数据，我国碳排放总量119亿吨），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合计碳排放占比达到89.1%。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根据IEA数据，2021年我国单位GDP的碳排放量为0.45tCO2/1000美元，远高于发达经济体的单位GDP碳排放量（欧盟为0.13tCO2/1000美元）。人均碳排放量达8.4吨，高于发达经济体的8.2吨。可能有人会因此认为我国生产效率不高是我国碳排放高企的主要原因，这种理解是错误的。所谓能源强度或者排放强度，是指单位GDP的能耗和碳排放量。我国单位GDP碳排放偏高，一个主要原因在于计价货币是美元，而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实际上，我国制造业整体效率与发达经济体相近，在一些行业上甚至领先它们。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曾在2007年出过一份报告，研究认为当时中国钢铁行业的效率比全部OECD国家低了仅17%左右，比欧洲的OECD国家低了约30%。而中国的GDP总量在追上德国的时候，碳排放量却是德国的5倍左右，这显然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生产效率问题了。
综上，碳中和不但涉及从碳基能源转向非碳基能源，而且从工业生产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出现彻底的改变，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将大大超出我们现在的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