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各地、各行业正在积极研究碳达峰、碳中和的时间表、路线图。作为“双碳”工作的前奏，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成为推进倒逼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主要抓手。然而，记者在多个能源大省采访发现，高压之下，个别地方火急火燎下任务、摊指标，不仅影响了企业生存发展，也给百姓正常生活带来干扰。业内专家呼吁，欲速则不达，各方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科学稳妥推进能耗“双控”，为“双碳”打好坚实基础。
“要想完成指标，恐怕只有停产”
眼下石油市场行情上行，各地开足马力生产。可北方一家煤制油分公司却冷冷清清，领导和职工愁眉苦脸，甚至向总公司发了函——申请停产。
“一周来三次，发改、能源、统计等部门一再要求、反复盯梢，让我们今年一季度能耗总量同比降低5万吨标准煤，可去年一季度受疫情影响，公司基本没生产，能耗基数较少，很难完成降耗任务。”这家煤制油分公司总经理张恒（化名）说，“有干部直言，‘实在完不成，停了得了’。”
这家公司的遭遇不是个例。“十三五”期间，一些省区未完成国家能耗“双控”指标任务，有的因排名靠后被国家发改委约谈和通报。2020年下半年以来，不少省区出台一系列政策，全力部署“十四五”和2021年能耗“双控”。有的从省区到市县、到企业，逐级向下分解能耗“双控”任务指标，相关部门和企业倍感压力。
相较于停产，更严重的是退出。最近，北方一个工业园区中的11家企业，由于矿热炉在25000千伏安以下，被纳入退出。“有的企业甚至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法规，只是为了适应能耗‘双控’要求，迫不得已退出。”工业园区分管相关工作的干部说，“11家企业面临退出，背后至少是1000人的就业问题，园区和企业都很为难，目前没有补偿方案。”
“双控”的触角也延伸到日常生活中。这几天，在东北一县城居住的王女士晚上不敢出门，因为当地政府下文要求，“全县所有街道路灯全天关闭”，“建筑亮化、企业及商户牌匾亮化、LED屏及路灯灯箱全天关闭”。王女士很无奈：“黑灯瞎火，开车和走路都很不安全，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夜经济也停了。跳广场舞、锻炼身体的人也少了，真糟心。”
记者采访时多次遇到电梯关停的状况。一栋五层高的政府大楼原本4部电梯运行，为降耗全部停运，干部职工整日爬楼梯，中午还得忍受大楼“集中停电一小时”。有干部直言：“能耗‘双控’本来是件好事，但如果连基本工作生活都受到干扰，就出问题了。”
猛烈“转型”带来“撕裂”之痛
能源大省既要保障全国能源供应，又要担起减排降耗的重压，其绿色低碳转型发展面临巨大挑战。这其中既有积重难返的尴尬，又有任务压顶的焦虑，以及办法不足的无奈。
多年来，内蒙古、山西、陕西等能源大省立足资源禀赋，形成了以能源重化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以内蒙古为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高耗能行业企业占比近一半，能源原材料工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87.2%。2020年，内蒙古单位GDP能耗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且能源消费总量中煤炭占比高达80%。
“产业结构调整是必然趋势，但不可能一蹴而就。”能源研究专家姜艳波指出，这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如果几年前就把相关工作铺开了，也不会造成现在火急火燎的被动局面。短期内急速降低单位GDP能耗、大幅削减能耗增量，不少项目审批上马将受限，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带来“撕裂”之痛。
作为我国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内蒙古仅国家规划布局的现代煤化工示范项目和电力外送项目，能耗规模就达3500万吨标准煤。然而，业内人士预测国家下达的“十四五”内蒙古能耗增量不会超过3000万吨标准煤，用能指标缺口巨大。
据记者了解，基层干部想把事情干好，也深知用力过猛会带来后遗症。但在硬指标面前，惯用的简单粗暴招数看似最有效。一些干部对降能耗的研究不够，甚至理解为降能耗就是没能耗；对转方式、调结构思考不多，说来说去还是老调重弹；对高质量发展缺乏思路，大多都停留在表态上，关键时刻找不到抓手。
一位副县长坦言，对于那些属于产能过剩、限制类的项目，地方也不愿意它们淘汰出局，但怎样激励这些项目进行产能置换升级改造、开展兼并重组，甚至另谋出路，也没招数。
张恒等企业代表认为，要谨防能耗“双控”变“单控”，把降耗等同于降产能，一刀切关停限产，影响经济基本面。从近期市场反映来看，部分地区推进能耗“双控”过激，已波及一些高能耗上游行业的正常生产，造成煤炭、钢材、水泥、铜等价格一路攀升。
处理好降碳与发展的关系
“双碳”目标背景下，能耗“双控”与发展转型之困，是能源大省的共性难题。如何摆脱能源依赖、尽快实现转型？高耗能行业企业未来何去何从？
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张永生表示，能耗“双控”和碳达峰、碳中和是对各地治理能力的一场大考，“特定的区域、行业和群体面临的机遇、挑战是不一样的，中西部能源大省面临的转型压力和成本会更大，甚至短期内会受到冲击。”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李俊峰建议，全国各地特别是北方地区一定要平衡好降碳和发展、转型和安全的关系，要在实现全面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下降耗减碳，避免“一刀切”关停企业。去年就出现过南方电力供应短缺等极端事件。不能影响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以及人民群众正常生活。
不少地方干部建议，鉴于能源大省保供应的定位使命，以及经济欠发达、发展不均衡的客观实际，国家要给予这些地区适度的转型时间和政策空间，并将作为煤化工原料未参与燃烧的煤炭从总能耗中扣减，对外送煤制气等清洁能源参照外送火电碳排放核算方法核减碳排放量，对列入国家规划布局或核准批复的重大项目实行碳排放单列单核。
此外，针对需要关停的高耗能项目，各地应及时出台退出细则和补偿方案。可设立高耗能行业淘汰专项基金，引导高耗能项目合法有序退出。
从长远看，李俊峰建议，中西部能源大省要尽快跳出传统工业化思维，逐步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采取有力措施转变发展方式，实现从资源依赖走向技术创新，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经过眼前的转型阵痛期后，一些地方会脱胎换骨，长远的发展会越来越好。”张永生说，以内蒙古为例，当地风、光等可再生能源的资源禀赋优势明显，森林草原等生态碳汇资源丰富，利用好这些优势实现转型发展，一定能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
既要免短痛 更要避长痛
“双碳”目标背景下，能耗“双控”与发展转型之困，是中西部能源大省面临的共性难题。
一方面是中央减排降耗任务压顶。从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作为八项重点任务之一，到2021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进一步强化降碳的刚性举措，再到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硬仗，也是对我们党治国理政能力的一场大考……中国对碳达峰、碳中和的决心，正彰明较著。
另一方面是不少地方和行业对“双碳”要求认识不足，远未做好碳减排准备。其表现有二：
一是尚存懒政思维。一些中西部能源大省产业结构仍严重依赖化石能源，对经济如何转方式、调结构的思考准备不足、对策滞后，未应国家要求提早布局降碳减排、产业转型，同时对其他地区、行业能为本地区、本行业“让”出更多碳排放指标存侥幸心理。面对能耗“双控”的硬任务，急作为、硬上弓，甚至搞运动式降碳、一禁了之，让企业和居民承担降碳“阵痛”。
二是不少地方和行业仍然存在对高碳发展的路径依赖，有的地方存在模糊认识，认为2030年前是提高化石能源使用的“窗口期”，在高碳轨道上谋划“十四五”发展规划。
事实上，碳达峰不是攀高峰，碳达峰与碳中和是紧密关联的两个阶段，此快彼快、此低彼易、此缓彼难。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承诺下，达峰越早越好，否则后期减排压力越大、回旋余地越小、付出成本越高。
这实则对各地、各行业的降碳减排工作、转型发展提出了倒逼要求。
首先，各地、各行业，特别是能源大省、“重碳”行业应清晰认识到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性、紧迫性，不能存侥幸心理。一方面，碳排放增量空间有限。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指出，在碳达峰前，排放增加的空间并不大，最多10%，否则下一步碳中和难度会增加。且在严控碳排放的情况下，单位碳产值可能优于资源禀赋成为能源产业规划的重要参考。另一方面，碳排放存量面临被进一步挤压的可能，一些国家和地区已启动能源互联网工程，将加速推动能源全球调度，挤压国内能源市场。
其次，应从严从难，做好降碳减排的统筹规划，早作为早主动。一是长短结合，统筹考虑，不能只顾眼前利益、任务安排前轻后重，把难题留给后面，而要为未来发展的主动性留足腾挪空间。二是统筹做好长期规划。有专家指出，考虑到能源规划的长期性，各地有必要在未来10年的视野下谋划碳排放指标设计。
第三，排除短期影响。避免政绩观上的急功近利，平时不作为、急时滥作为，专拣见效快的干，甚至搞一刀切，不考虑长远利益和发展后劲，使工作缺乏连续性。同时还要避免各级干部在换届年的“敏感”时刻，囿于进退去留，收尾松劲，不作为、慢作为。
第四，北方能源大省、“重碳”行业，需要及早转变发展观念，加力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避免短痛变长痛。“能源大省、重碳行业，首先应着力节能降耗，调整产品结构、用地结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生活方式改善，不抢时间攀高峰，也不盲目攀比早达峰，而是要尊重科学规律和经济规律，稳步推进减污节能降碳，实现高质量发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高世楫告诉《瞭望》新闻周刊。
当前，从中央到地方，“双碳”路线图正在加紧制定之中。可以肯定，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分地区、分行业、分时段实现。相关研究对碳达峰战略路线的估计是，煤炭消费率先达峰，为非化石能源或低碳能源的发展留出空间；工业部门率先达峰，为其他行业特别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所增加的二氧化碳排放增加留出空间；东部地区率先达峰，为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留出排放空间。
碳达峰时点允许有先后，但各方都不可懈怠。本质上，实现“双碳”目标是一场发展转型的竞赛。无论国家还是企业，无论想或不想，没有退路。区别是，主动出击还是被动应对。
